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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重要的變故
正當黨內同志苦思冥想如何解決陳獨秀與馬林分歧的辦法之時，一次突如其來的變故在陳獨秀身上發生了，從而結束了陳馬關系緊張的局面，也改變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許，有3個“白相人”忽從前門闖入陳宅，先說要見陳獨秀，又說要買《新青年》。陳獨秀正在樓上與時任《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主編兼上海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邵力子交談，聞聲從樓上下來，見此情形想從后門出去，但后門已被人把守，無法脫身。不一會兒，來了兩部汽車，不容分說就將陳獨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陳宅聚會的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一共5人押上汽車，揚長而去。抓捕陳獨秀的是法租界當局，《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到捕房后，陳獨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報了假姓名。不一會兒，時任北京眾議院副議長、上海法學院院長、陳獨秀的老友褚輔成正巧前來拜訪，也立時被守候在陳宅的巡捕逮捕。褚輔成被押到捕房見到陳獨秀時不慎直呼了陳獨秀大名，使陳獨秀的真實身份完全暴露。等捕房查清褚、邵兩人身份后，即釋放了他們，陳獨秀等5人被關入牢房。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傳開，頓時滿城風雨。出於對陳獨秀的敬仰，上海各界紛紛營救。
陳獨秀被捕，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頓時群龍無首。在共產國際看來，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是“天才的政論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員” 。顯然，陳獨秀被捕既是共產國際在華事業的巨大挫折，更是馬林修補陳馬關系的難得機會。他開始為營救陳獨秀四處奔走，一是通過熟人請到法國律師巴和承辦這個案子﹔二是從共產國際給他的活動經費中拿出400美元疏通關系，打通會審公堂的關鍵人物。由於馬林的斡旋和其他方面的營救，會審公堂最終宣判罰大洋100元，銷毀查抄書籍，釋放陳獨秀。陳獨秀被捕一案至此了結。
陳獨秀一向極重感情，愛憎分明，知恩必報。他出獄后，得知馬林在營救中費了很多力，花了很多錢，深受感動。被釋放的次日，陳獨秀便以中共中央局書記的身份召集了兩次會議，不僅熱情地過問工會工作和宣傳工作，還引導大家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與赤色職工國際的關系、中共中央是否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援等三個重要問題上統一認識。從此，中共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陳獨秀與馬林更是經常晤面，坦誠相見，也按照要求每月向馬林或共產國際執委會書面報告一次中共中央的工作計劃、執行情況和經費使用情況，聽取馬林對中共中央工作的意見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馬林則毫無保留地向中共中央和陳獨秀提出自己的工作建議。由此，陳馬關系峰回路轉，柳暗花明。
此后，陳獨秀開始幫助馬林推進其與中國革命運動建立聯系的計劃。在上海，陳獨秀介紹馬林認識國民黨駐滬代表張繼等人，從而促成馬林1921年冬至1922年春的南方之行，促成他與孫中山在桂林的3次會見及與國民黨上層人士在廣州的會晤。此行使馬林大為振奮，他堅信孫中山所在的南方才是中國民族革命大有作為的地方，萌發了促成年輕的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以達成聯合各革命階級共同進行反帝反封建國民革命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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