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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馬林，一個是中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另一個是荷蘭著名革命家，本應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人，卻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同實現了“對中國革命的兩大貢獻”。大革命時期，馬林三次來華（一說四次），與陳獨秀之間的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頗有戲劇效果。
“我們不能靠馬林”
大革命時期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和蘇俄顧問很多，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四冊“人物索引”記載，應有數10人之多。但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產生重要影響的，前有馬林后有鮑羅廷，他們分別是列寧和斯大林親自推薦或建議的駐華代表。其中，馬林更為特殊，因為他不僅是列寧親自推薦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華常駐代表，而且經歷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方針的確立等具有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決策。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0月間，馬林無疑是影響中國共產黨和陳獨秀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
馬林，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荷蘭著名革命者，共產主義活動家， 1883年出生於荷蘭鹿特丹的一個職員家庭。1902年加入荷蘭社會民主黨，1913年離開荷蘭前往荷屬殖民地印尼爪哇從事革命活動，創建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1918年被爪哇當局驅逐出境，返回荷蘭，加入荷蘭共產黨。1920年，作為荷蘭共產黨的代表赴蘇聯，以馬林的名字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擔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秘書，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其豐富的東方革命經歷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曾在共產國際總部工作，主要任務是研究遠東各國革命運動，尤其是中國革命運動。1921年6月，他奉命首度來華，推動中共於次月召開成立大會，並推選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
馬林的到來，應該說符合陳獨秀的願望。早在醞釀建黨之際，陳獨秀即通過更早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認識到共產國際的性質及重要性，感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弱，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與共產國際建立關系，無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和這一運動的實際經驗上都可以得著莫大的幫助”﹔“如果共產國際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應該說，馬林的經歷、資歷及對東方革命的情感都是堪當此任的。
中共成立之時，陳獨秀正在廣州任職，並積極推動廣東建黨事宜。中共一大召開前，陳獨秀因無法脫身轉而指派包惠僧為自己的代表參加大會。一大閉幕后，包惠僧奉馬林之命再次專程來粵催行。為了黨的工作，陳獨秀在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主任職務后，於9月10日到達上海，次日便同馬林見面會談，表達了足夠的誠意。但兩人首次見面就因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發生了爭論。馬林以西方人特有的直率，提出各國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和計劃，應在國際統一領導之下制定。而陳獨秀則認為中國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目前也不需要國際的經濟援助。由於兩人幾次都談不攏，加之其他因素，一度出現陳獨秀聲言不與馬林見面，並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而馬林則主張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極端對立局面。
看到兩人僵持不下的尷尬局面，馬林的翻譯張太雷有些著急。一次，他單獨找到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的領導之下，由產生到發展，由成長到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中國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把桌子一拍，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后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干這個書記，但中國共產黨絕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說完丟下張太雷，拿起皮包，氣沖沖地走了。事后，陳獨秀將李達、張國燾及一些在滬黨員召集開會，向他們闡明自己的態度，堅持表示：“我們不能靠馬林，要靠我們自己來組織黨。中國革命要靠中國人自己干，我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陳獨秀不滿馬林對中共的粗暴干涉，進而偏激地拒絕與共產國際發生關系，還拒絕使用共產國際的經費。但辭去公職成為職業革命家的陳獨秀，不僅面臨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壓力，更要面對一批又一批懷著高昂革命熱情從各地慕名而來，沒有正當職業、生活來源和固定住所的青年革命者。面對開展黨的工作所必然發生的經費需求，陳獨秀寧可多次屈身登門，向早已政治分途的好友兼同鄉胡適求助，以求獨立自主地干革命，但這終究不是持久之計。不食嗟來之食、不會仰人鼻息，性格剛烈的陳獨秀沒有想到，由一場逮捕而發生的一次患難，使他轉變了態度，成為中共黨內第一位使用共產國際經費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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