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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從與抗爭
經歷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資產階級革命，目睹國民黨組織渙散、對內依賴軍閥、對外妥協退讓、走單純軍事路線的陳獨秀，認定其已喪失革命性，抱定了不同國民黨合作的態度。這種政治態度雖然顯示出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性格，但卻帶有明顯的幼稚性。這種單槍匹馬孤軍作戰的態度不僅違背了近代中國國情，而且在革命實踐上也難以持久，最終隻能宣告失敗。
從廣州返回上海后，馬林懷著興奮的心情向陳獨秀提議召開中央局會議，討論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以“黨內合作”的方式建立合作關系。馬林建議中共放棄對於國民黨的排斥態度，“到國民黨中去進行政治活動，通過這一切，會獲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門徑。黨則不需要放棄獨立。”雖然馬林的本意是通過國共合作將年輕的中共推上中國政治舞台，經歷實踐考驗，發揮更大作用，但仍為陳獨秀嚴詞拒絕，因為這種合作方式與陳獨秀對國民黨的看法相距太遠。陳馬之間因此再次發生重大分歧，而且雙方都試圖改變對方的想法。
考慮到馬林可能會向共產國際報告此事，陳獨秀選擇給熟悉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寫信的方式表達意見。1922年4月6日，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陳獨秀列舉了反對馬林提議的6點理由，其中最主要的是兩黨宗旨和性質不合、中共黨內反對意見激烈，從而表達了既無加入之必要，亦“無加入之可能”的嚴正立場，並請代呈共產國際。而馬林則於4月24日離開上海返回莫斯科，意在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並尋求支持，直至8月初重返上海。
馬林迅速獲得共產國際的支持。7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聽取了他長逾萬字、其中不乏偏頗結論的《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后，次日便向中共中央下達命令，並讓馬林隨身攜帶一份十分重要的秘密指令。指令要求中共中央“接箋后，應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並與菲力浦（即馬林）同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實際上是授予馬林一把指導中共中央的“尚方寶劍”。《共產國際執委會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指令》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支持國民黨”，“共產黨人應該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成一些小組。靠這些小組形成一支大軍去宣傳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斗爭的思想，建立中華民國和組織反對中外剝削者的階級斗爭的思想”。陳獨秀通過維經斯基轉達的意見遭到拒絕，馬林則被正式宣布有代表共產國際之權。
其實，在馬林離開的日子裡，陳獨秀等中共領袖們也在進行痛苦的思考，特別在得知張國燾率團參加共產國際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受到列寧親自接見，得知列寧對國共合作問題的深切關注的真實態度后，陳獨秀受到很大震動，不合作態度開始逐步發生變化。具體表現有以下3點：一是受到列寧民族和殖民地理論和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的指導，由陳獨秀起草的、以中國共產黨名義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於1922年6月17日發表，首次宣布准備邀請國民黨及其他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以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二是在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公開背叛孫中山后，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主動與國民黨要人張繼會談，明確表示了譴責陳炯明、支持孫中山的堅定立場，並希望以國共兩黨為骨干，共同組成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三是在1922年7月陳獨秀主持召開的黨的二大上，不僅通過了《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正式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指揮，而且通過《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明確規定了中共與其他黨派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原則和計劃，實際上制定了與孫中山國民黨聯合的方針，即實行黨外合作，這是中共自己選擇的一種合作方式。
馬林8月初返回上海后，也看到了中共政策的調整，但還是對剛剛閉幕的黨的二大所提出的“民主聯合戰線”表示不滿，隨即出示共產國際命令，要求陳獨秀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在8月底召開的西湖會議上，雖然當時中共中央5個委員以“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為主要理由，“都一致反對此提議”，但最終還是出於“尊重國際紀律”而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顯然，陳獨秀違背了自己的意志屈從於共產國際的命令，這恐怕是他第一次違背自己的意願屈服於外部力量。“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很重大的改變”。至此，陳獨秀對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發生了兩次急劇轉變：不同任何資產階級政黨合作——與孫中山國民黨平等合作——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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