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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拍板用“北稿”，否定了林彪的“南稿”
從1960年1月1日起，《解放軍報》每年都要發表一篇元旦社論，總結上一年度工作，提出新的一年的任務。1964年初冬，預定發表的1965年元旦社論《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高舉更高舉，使創造四好連隊運動落實再落實》已經出爐。同當時許多文件一樣，這篇社論提出了“三面紅旗”、“階級斗爭”、“反修防修”等“左”的口號，同時充分肯定了1964年軍事訓練成績，肯定了推廣“郭興福教學法”，肯定了“大比武”。
從1964年1月起，根據中央軍委指示，羅瑞卿領導總參謀部在全軍掀起了一個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群眾性練兵運動，史稱“大比武”。當年1月到10月，羅瑞卿不辭辛勞，不畏寒暑，先后十多次到全國許多地方，深入部隊，了解情況，觀看表演。1964年的6月15、16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檢閱了北京、濟南部隊的軍事匯報表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這次軍事大檢閱，極大地振奮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我軍發展史上的光輝篇章。
但是，林彪認為“大比武”沖擊了“突出政治”，因而百般發難……
羅瑞卿對1965年元旦社論稿進行了精心修改，又派人送給身在廣州的林彪審定。林彪不甚滿意，提出要寫上他的“突出政治”指示的內容。於是，按照他的意思，在廣州的總政工作組便對稿子進行修改。修改稿在回顧1964年工作的第三段，特意刪去了“推廣了郭興福和郭興福式的教學法”等內容。關於“四好”內容（即政治思想、三八作風、軍事訓練、生活管理）以及今后工作，修改稿都重新寫過，文字大為增加，有些地方顯得拖沓、啰嗦，有些地方存在語病。這樣，便出現了兩個稿子，《解放軍報》工作人員中遂有了“北稿”、“南稿”的說法：由羅瑞卿親自主持、由《解放軍報》總編輯華楠等人在北京起草的稿子，是為“北稿”（或“羅稿”）﹔經林彪多方授意，由《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唐平鑄等人在廣州對“北稿”的修改稿，是為“南稿”（或“林稿”）。
“南稿”送到北京后，羅瑞卿便召集華楠等人研究如何修改，大家都感到“南稿”、“北稿”差距太大，實在無法統一。不得已，羅瑞卿便打電話給劉志堅、唐平鑄等人，叫他們回來：“你們不回來怎麼辦？兩種意見走不到一起了。”12月30日，劉志堅等回到北京，當天“南稿”、“北稿”起草人濟濟一堂，在三座門研究修改問題。到31日，因第二天就要見報了，不允許久議不決，羅瑞卿便拍了板，以“北稿”為基礎，恢復了關於“推廣了郭興福和郭興福式的教學法”等文字，肯定1964年軍事訓練的成績，同時參照“南稿”，加上了“一定要突出政治”，對“南稿”中有語病的段落，修改后再加以採用。同時，刪去“軍事、政治、生產等各方面，如果發生矛盾，要讓政治突出，其他的讓路”這樣的文字。
可是，羅瑞卿並不知道，在他拍板元旦社論稿前夕，林彪在廣州做了一件“大事”。12月29日，晚上11時，林彪接見了元旦社論稿“南稿”主筆、《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唐平鑄，審定了《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赫赫有名的林彪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第一稿。“指示”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為我們全盤工作的基礎。……軍事訓練、生產等和政治工作發生了矛盾，要給政治工作讓路。”“時間上誰讓誰的問題，基本上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軍事訓練、生產等可佔用一定時間，但不應沖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沖擊其他。”今年，“軍事訓練搞得太突出，時間佔得太多，軍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調，這樣下去，必然會把政治工作沖垮……如果聽其自流，不敲警鐘，那就不得了”。
由於沒有摸清林彪的心理，羅瑞卿犯了林的大忌：“我拍板用‘北稿’，不但是否定了林賊欽定的‘南稿’，也實際上是否定了林賊拋出的‘黑指示’。”於是，就有了后來的“罪名”：擅自決定用“北稿”，“是想顯示自己比林副主席高明”﹔刪去林彪敲定的“軍事、政治、生產等各方面，如果發生矛盾，要讓政治突出，其他的讓路”等文字，則是“事實上反對突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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