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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保薦“包產到戶”制
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之后，家父的腰痛病、糖尿病、肝炎病並發，而且日趨嚴重，不能再堅持日常工作。1955年12月中旬，他開始到廣東休養，一直到1956年3月初返京。在這期間，毛主席發動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像海嘯一樣席卷中國大地，幾個月的工夫，即在1956年初全國就實現了農業合作化。1958年上半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席卷全國。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當時，父親因病休養，雖然沒有參與其中，但他仍以焦慮的心情注視著局勢的發展。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農村形勢異常嚴峻。1960年夏天，劉少奇委托家父調查農村問題，父親到江蘇、河北、山西、安徽四省做調查。在調查的基礎上，他和工作組的同志一起，草擬了《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著眼於解決人民公社內部的經營管理問題，特別是解決人民公社內生產大隊之間，也就是原高級社之間窮富拉平的平均主義問題。他覺得生產體制規模太大，主張以生產隊為基礎進行分配。這個條例成了后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農村六十條》）的前身。
1961年春，父親出席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農村六十條》。毛主席在會上表揚家父：“在農村許多問題上，鄧子恢同志是正確的。”會議一結束，父親立即率領工作組離開廣州，到廣東、福建作調查，了解貫徹執行《農村六十條》的情況。他同工作組的同志一起，深入到社、隊，同社、隊干部開座談會，還到農田、食堂、農家實地查看。父親到老家龍岩調查，發現農村集市很蕭條，農村經濟很差，於是就提出放開自由經營、自由市場，放開自由貿易。11月份，父親又去龍岩，檢驗《農村六十條》的效果，農村經濟開始繁榮起來。
1962年2月上旬七千人大會以后，中央開始對全國的農村工作進行反思，正是由於農村生產體制變化過大、過快，農民利益得不到保証，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1961年夏，“包產到戶”已經開始了。農村調查報告反映，安徽省當涂縣包產到戶責任田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促進了糧食增產。“包產到戶”責任制是集體經濟經營管理的一種形式，把生產和收益挂鉤，把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優點結合起來。事實証明，包產到戶的優越性是現實存在的，有利於農業生產。然而包產到戶畢竟是一個有爭議的新問題，中央領導人當時認識也不統一。家父在向中央的報告中反映“包產到戶”責任制的優越性，他說：“土地是我們集體的，干部是我們共產黨的，軍隊在我們手裡，實行‘包產到戶’怎麼就不是社會主義呢，你們這是恐資病，把資本主義想得太強大了……不管中央採納不採納，反映不反映是我們的責任，現實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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