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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父親就去見毛主席，保薦“包產到戶”責任制。他直言陳述自己的觀點，試圖說服毛主席。他多次說：“工業上可以搞責任制，為什麼農業田間管理就不可以搞責任制？責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問題，不存在反對集體經濟的問題。”毛主席不同意他的看法，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還要搞嗎？如果搞包產到戶，不用幾年就有人雇工、討小老婆。你怎麼又動搖了，波蘭搞自由化，還不敢解散合作社。”這是家父和毛主席的第三次意見分歧。
1962年8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在會上，毛主席把“責任田”、“包產到戶”說成是“單干”，一下把問題提升到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毛主席批評家父說：“你這次搞包產到戶，馬克思主義飛走了。”對於這個突然襲擊，父親一點兒思想准備也沒有。9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家父的觀點被再度上升到階級斗爭和發展資本主義的高度，受到了進一步的批判，說他“熱衷於搞資本主義”，說他“訓了毛主席兩個鐘頭，想翻農業合作化的案”。會議指責他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漆黑。面對這些嚴厲批評，家父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他說：“責任田，到現在我還是這樣看。”1962年10月，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毛主席對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評價是“十年來沒有干一件好事。” 第二年，家父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也被免除，這讓他失去了為黨、為人民直接工作的機會，這不能不是一件永遠的憾事。
訪談即將結束，我聽了感觸良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從1953年2月組建到1962年10月撤銷，前后歷經10年。從鄧伯伯講述的事情中，我們了解到社會主義建設不是一帆風順的，遭遇了許多困難和挫折。共產黨在國家建設過程中，在面臨困難和挫折時作出正確的抉擇非常重要，否則就要遭受嚴重的后果。鄧伯伯的講述飽含對黨和毛主席的深情，他像其父鄧子恢一樣實事求是，直言不諱。這對於我這個80后的新黨員、年輕編輯來說教益尤深。這讓我明白，共產黨員一定要尊重事實，尊重群眾， 實事求是，敢講真話，敢於堅持真理，勇於承擔責任。因為歷史終歸將証明正確的抉擇是經得住社會發展考驗的。鄧子恢同志倡導的包產到戶，歷經滄桑，發展成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農業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實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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