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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豪杰自居：兵略政術
除了修身進德，蔣閱讀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要的實用目的，是要從中探尋軍事謀略與政治治術。蔣一生不間斷地閱讀修身進德方面的傳統書籍，相對而言，蔣閱讀軍政謀略與治術方面的書籍，主要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這個時期，蔣面臨地方實力派和中共的嚴重挑戰，國民黨內派系斗爭十分激烈，自身權位尚未穩固，急需從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秘方。
《孫子》一書是蔣閱讀次數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間，蔣日記中幾乎年年都有讀《孫子》的記載，且每有嘆為觀止之慨。蔣讀《孫子》強調學以致用，從中汲取軍事謀略與治兵之術：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孫子》十三篇完。《孫子》一部書，惟在專一迅捷，審機察勢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孫子》完，甚覺有益。再以反間之法告各將領慎用之。
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蔣對《管子》和《韓非子》也十分推崇，認為《管子》一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此書之於政治學，猶孫子之於軍事學也”，並認為“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是求，未有其能也”。1939年，蔣介石指定“干部應讀書籍”時，將《管子》列為首選（共11本）。
蔣閱讀《韓非子》的時間是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對該書的讀后感是：“此書實政治哲學之精者，為首領者更應詳究，而余之心理無一不合也。”韓非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蔣十分推崇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並認為自己的很多想法與韓非暗相契合。
與《韓非子》同時閱讀的還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變被軟禁期間，蔣自稱“閱《墨子》自遣”。但日記中沒有留下閱讀《墨子》一書的感想。當時張學良看到蔣介石在讀《韓非子》和《墨子》，直言蔣的思想太古太舊。
除此之外，蔣也會從儒家典籍中汲取治術權謀。如1934年6月12日日記中有這樣的文字:“恨不早習《禮記》，所謂元老……何能依賴!”這個時期，蔣對黨內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厭惡。可能是《禮記》中的相關論述，使他有感而發。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實力派各據一方，與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蔣試圖從清朝控制地方藩鎮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如他看《聖武記》后發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聖武記》第二冊完，前清對於藩鎮與封建制，似勝於歷朝也。觀此而嘆立國之難與駕馭之艱，可不戒哉!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中，蔣對王安石（1021—1086）和張居正（1525—1582）情有獨鐘。王安石和張居正均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蔣介石讀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變法的勇氣，認為中國要轉弱為強，也必須推出新制度。對於張居正，蔣十分推崇其“治術”，並認為自己的氣節、才情與機遇，與張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蔣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長都要讀《張居正評傳》。三年之后，又將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傳記和文集指定為國民黨干部的“應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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