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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憂外患：學以致用
蔣介石有時也會為了某一具體目標和計劃而閱讀。1932年蔣介石的閱讀經歷，即鮮明地表現出這一特征。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給蔣介石以沉重打擊。1932年2月19日，蔣介石閱讀《日本侵略中國計劃》后寫道：“開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對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敗，悔無及矣，以后應每日抽暇看書一小時，而且對外交尤應注意也。”兩天之后，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滿蒙計劃》，“益覺本身知識之淺，誤國自誤之罪也。”是年初夏，他請地質學家翁文灝講中國煤鐵礦業的分布，其中談到東三省的煤鐵礦業佔全國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尤其是中國鐵礦百分之八十以上為日本佔有。蔣介石聽后“驚駭莫名”，在日記中寫道：“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佔。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作為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對敵國侵略計劃及國家基本資源的分布情況，竟如此茫然無知，確令人驚駭。這顯然與其長期的閱讀取向與知識結構的偏頗大有關系。
1932年2月29日，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力行社”。該組織是蔣推崇俾斯麥鐵血主義的產物，意在以法西斯手段鎮懾國內的反對派。3月3日，蔣介石開始看《俾斯麥傳》。4月20日日記載：“看《俾斯麥傳》，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國，惟‘鐵與血，危與死’四字，乃能解決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機以求成功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
作為特務組織，收集情報十分重要。為此，他專門找來一本《各國情報活動之內幕》閱讀，“閱之手難釋卷，甚恨看之不早也。” 4月22日日記稱：“今日窮一日之力，將《各國情報之內幕》看完，為近今最愛最要之書……從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淺。”從蔣介石的閱讀中，我們能清楚地知道他建立“力行社”的思想基礎及其特務情報組織的技術來源。
也是在這一年，蔣介石請各方面的專家給他講課，內容涉及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國際經濟形勢、蘇聯計劃經濟、各國統計制度、統計學、土地學、教育學以及中國礦產資源分布、幣制等專題，范圍相當廣泛。他在聽完西方各大國政治制度的介紹后，得出結論說：“余於政府則仿美國總統制，於立法則仿德國之三院制，於選舉則地區與職業制並重，於中央與地方權限關系則仿法國制。”這雖然只是蔣的理想，但從中仍可窺見他的政治取向。
從廣義的角度講，聽講也是一種閱讀。因此筆者有意將蔣介石的聽講納入其閱讀史的主題下討論。請什麼人講，講什麼，自然由蔣介石自己決定。由於閱讀必須依賴現成的書刊材料，當某一問題急需了解，卻缺乏適當的參考書籍時，請專家講解，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此后，蔣介石仍不定期請專家講授，但沒有1932年那樣頻繁。
由於蔣介石不能直接閱讀西文原著，其閱讀范圍勢必受到限制。比如有關西方哲學思想、政治學說等方面的書籍，蔣的閱讀就十分有限，除五四時期接觸過馬克思和杜威的學說外，抗戰時期閱讀黑格爾，就要算是其閱讀史上值得一記的事了。
1938年12月5日，蔣介石開始看《黑格爾辯証法》，隨后還將該書指定為“干部應讀書籍”之一。為什麼突然對黑格爾的辯証法感興趣？在12月7日的日記中，蔣介石給出了答案:“革命斗爭而不知辯証法方法論，如何能不失敗呢。”原來還是為了“革命斗爭”的實際需要。
蔣介石對黑格爾辯証法的閱讀興趣，前后持續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這對政治人物蔣介石而言，自是非同尋常。更令人稱奇的，是下面這則日記：
1940年12月18日，昨夜因晚餐后研究黑格爾哲學太遲，故又失眠不寧，今晨八時后方起床。
蔣介石竟然因“研究黑格爾哲學”太晚而失眠，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而且不是普通的“閱讀”，而是“研究”。蔣介石並不濫用“研究”一詞。而對黑格爾哲學，蔣介石日記中卻不止一次地寫著“研究”二字。蔣介石甚至直接摘引黑格爾的話作為格言記在日記中。
持續三年的閱讀興趣，幾乎可以認定蔣介石在相當程度上認同甚至信仰黑格爾的學說。然而，1941年以后，情況又有所變化。1941年7月3日日記稱：“黑格爾矛盾學說，與中國陰陽消漲學說對比，乃知中國哲學為可貴也。”本以為他信仰了黑格爾學說，沒想到轉了一圈，最終仍回歸到中國傳統哲學。
應該說，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聖賢、豪杰、革命領袖。蔣介石的閱讀取向，基本上是圍繞這三個自我定位的角色進行的：要做聖賢，故重視進德修身﹔要做豪杰，故關注兵略政術﹔要做革命領袖，故對各國革命史有持久的興趣。與三大角色關系不大的知識性、消遣性、趣味性的書籍，甚少旁騖。
（摘自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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