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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領袖自視：讀革命史
蔣介石愛讀古籍，並不意味著他不讀新書。蔣讀古籍，大多是常年反復閱讀，沒有明顯的階段性，而看新書則不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興趣，而且很少重復閱讀。
1919年新文化運動隨五四愛國運動而聲勢日張，已是33歲的蔣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當時中國知識界以辦雜志、看雜志為時髦，蔣介石也一邊“閱《新潮》、《新青年》、《東方雜志》，揣摩風氣”，一邊讀《新村記》、《易卜生記》、《俄國革命記》等書，跟蹤新思潮。五四時期看過這些書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年1月1日，蔣在日記中預定全年的學課，除習俄語、英語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計劃。查1920—1923年間蔣所閱讀的書目，內有《杜威講演集》、《馬克斯經濟學說》、《馬克斯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等書。
五四時期，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說風行中國。在這樣一種時代大潮中，蔣介石對馬克思的學說也產生了閱讀興趣。1923年孫中山派蔣介石赴蘇俄考察。正是赴蘇俄考察期間，蔣比較集中地閱讀了數本介紹馬克思學說及其生平的書籍。日記中生動地記載了蔣介石在旅俄期間閱讀馬克思書籍的情形：開始覺得深奧難懂，多次閱讀后，興趣漸濃，以至於“樂不掩卷”。這大概是蔣介石一生接觸馬克思學說並對之產生濃厚興趣的唯一一次。此后日記中再也沒有相關閱讀記錄。
在蔣介石閱讀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時間大約從1925年一直持續到1935年前后。蔣先后看過《俄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國共產黨史》、《俄國共產黨之建設》、《列寧叢書》、《革命心理》、《變亂與革命技術》等書。尤其是《俄國革命史》和《法國革命史》兩書，1926、1929、1931年多次閱讀。
蔣介石為什麼會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
在中國革命史上，20世紀2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與清末由單一黨派（同盟會）主導革命不同的是，20年代的革命成為多個黨派的共同訴求。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的“階級革命”與中國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幾乎同時並起。雖然三黨在革命目標和革命對象的設定上不盡相同，但都競相高舉“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黨”自居。革命高於一切，甚至以革命為社會行為的唯一規范和價值評判的最高標准。
1927年國共分家后，共產黨認為蔣介石“叛變”了革命，而國民黨仍自視為革命黨，蔣介石亦自視為革命領袖。蔣介石將統一和穩固政權的一切舉措都視為革命的繼續。他反復閱讀各國革命史，並非認同各國革命的意識形態，而是力圖汲取各國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借鑒各國革命的方法與技術。1927年9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后，計劃出洋考察一年。他擬定的計劃中，其中一項是要去土耳其“學革命”。當然，他的這一計劃最終沒有實現。
南京政府成立后，蔣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閱讀和研究俄法兩國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記寫道：“亟欲研究法國革命史與俾斯麥歷史一番，使有以法則也。”1932年4月3日日記又稱：“近日急思求學，而終未得暇，俄法革命史與國際情報學，非速看不可也。” 1938年1月16日的日記中，還有這樣的記載：“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覺智能學識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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