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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近代中國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蔣介石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閱讀取向、閱讀偏好以及閱讀反應等，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去探討。蔣不僅數十年持之以恆地讀書，也數十年持之以恆地寫日記，其閱讀書目和讀書感懷常記載於日記中。這為我們研究其閱讀史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以聖賢自待：進德修身
蔣介石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一生重視軍隊，重視武力，瞧不起坐而論道的文人書生。但他本人卻酷愛讀書。這一點，恐怕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蔣一生總共讀過多少書，自然難以查考。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蔣日記顯示，一般每年約讀書10種左右。20年代看書較多，一般在10種以上，多至20余種﹔30、40年代看書漸減，一般在10種以內，少則三五種。蔣的讀書習慣不是快速的泛讀，而是緩慢的精讀。讀每一本書他都要從頭至尾讀完，少有中輟。其中有少部分書是常年反復讀，讀三五遍甚至更多遍（《聖經》等宗教經典的日常誦讀，不在本文考察之列，當作另論）。筆者粗略統計，1919—1945年間，蔣日記所記的閱讀（含請專家講讀）書目近200種，其中中國古籍（經、史、子、集）80多種，新書（清末民國時期所著譯）100多種。考慮到蔣未必將所有閱讀過的書都記於日記中，其實際閱讀數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蔣所閱讀的書籍，新書的總量看似超過古籍，其實蔣讀古籍的時間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復閱讀。蔣好看古書，讀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記中規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書一篇”。蔣不僅自己讀，還要求他的兩個兒子讀。蔣經國1937年從蘇聯回國后，蔣介石給他布置的首要任務即是讀古文。
蔣介石少年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受中國傳統教育﹔16歲始入學校，受新式教育。那時所謂新式教育，其實是半舊半新，甚至新少舊多。
1905年科舉廢除后，蔣先入保定軍官學堂，繼入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民國初年，又一度遁跡東京。據蔣的年譜記載，在日本留學和流亡期間，除與軍事相關的教材外，主要閱讀王陽明（1472—1529）、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
要知道，清末民初留學日本的中國青年，如梁啟超那樣“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狂飲大嚼、目不暇給者，只是一部分，可能還是小部分﹔多數人其實仍保存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觀念、心態和閱讀偏好。這批人在童蒙時期完全接受舊式教育，幾乎剛邁出私塾之門，便登上出洋之舟，出國之際，隨身攜帶著大批的中國古籍，如胡適初入美國康奈爾大學時，課余讀的是《詩經》、《爾雅》、《老子》、《墨子》等書。只是胡適的閱讀偏好在留美不久就很快“西化”。蔣介石雖然留學日本，卻依然保守著傳統讀書人的閱讀偏好，而且終身不渝。
蔣閱讀中國古籍，經書是其首選。經書基本上在儒家經典之四書五經的范圍內。蔣讀經書，多是反復讀。尤其是《大學》、《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時期均有閱讀。1934年9月，蔣在廬山給受訓的軍官將領專門講解《大學之道》。他憶述其青少年時期讀《大學》的經歷說:“我回想以前幼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中庸》，不知道背誦過多少遍。我到十八歲的時候……先生從﹝重﹞新要我再讀這一本《大學》……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總理（孫中山）為我們講明《大學》一書的價值，我重新又來看。”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大學》之道，乃是我們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可說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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