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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家庭環境的差異，造就了兩種不同的個性
1899年8月21日，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弋陽縣漆工鎮湖塘村一個農民家庭，全家40余口在祖父方長庚帶領下共同居住，據方志敏的堂兄方志純回憶，由於方家家境貧困，按照方家不成文的宗族規定，隻有老大的長子才能入學。而方志敏的父親方高翥在大家庭裡排行老三，因此，方志敏就沒有機會入學讀書。但是，因為方志敏小時就異常聰明，因而，被私塾老先生嚴常新看重，破例收留他入館就學，方志敏知道讀書的機會來之不易。讀了5年私塾后，因為祖父方長庚病逝，失去“破例”讀書的“保護人”的支持后，方志敏輟學回家干起了農活，從13歲一直做到16歲。出身於一個農民家庭的方志敏經常參與農業勞動，與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這滋養了他勤勞、儉朴、務實、善良、激情豪放的人性優點。
而瞿秋白的家庭要比方志敏優越的多。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蘇常州的一戶官宦世家，瞿秋白的曾祖父瞿錫保，是道光年間的舉人，叔祖父瞿賡甫是同治年間的舉人，曾在湖北為官30余年，因參與鎮壓捻軍起義，輔佐張之洞辦理新政，1898年升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還曾經赴京師面見過皇上。瞿秋白的祖父瞿貞甫跟隨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賡甫擔任文案，后來，清政府授給他一個“奉政大夫”的五品官銜。因為出生在官宦世家，所以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自幼就無所事事，在優裕的生活環境中，飯來張口，衣來伸手，樂得安逸，淡於進取，日常騎馬擊劍，偕友出游，后來還染上了鴉片煙癮。”[3]而幼年的瞿秋白也與他的父親一樣，衣食無憂，醉心於藝術，缺乏對勞動人民生活的認識與了解，瞿秋白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時寫道：“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庚韶，還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裡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4]這就養成了瞿秋白好學、苦思、溫順、懦弱、忍讓、內斂的書生品性。
接觸馬克思主義的途徑不同，使得方志敏重實踐、瞿秋白重理論
方志敏因為小時候家裡貧窮，就形成了性格上最大一特點：嫉惡如仇，他的一生斷斷續續總共接受了11年教育，他8歲入私塾讀書，前后讀了5年，后來家裡四處借錢供他讀書，他又先后在弋陽高等小學、南昌工業學校、美國教會辦的南偉烈學校共讀了6年，其間用去的錢，連本帶利，變成一筆700元的巨額債款。而這筆債款，像一塊千斤重的石頭，壓得方志敏全家人無法翻身！1919年，五四運動的革命風暴波及弋陽縣城時，方志敏成了弋陽高小學生五四運動的帶頭人。1922年，在南偉烈學校讀書的方志敏為籌不到學費而犯難，他還身患肺結核病，苦悶中的他，才開始熱心閱讀一些進步報刊雜志，他還和幾位要好的同學，組織成立了一個讀書會，學習《資本論入門》、《共產主義ABC》和《共產黨宣言》等著作，有時還和同學討論俄國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問題，后來，同學都稱呼他為“社會主義”。不久，方志敏退學到上海謀生，先后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並成為職業革命家。所以，方志敏接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幾本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讀本、一些最簡單的常識，他應該是一位革命的實踐家。
而瞿秋白從小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5歲入私塾讀書，先后在冠英小學、常州府中學堂接受教育近11年”[5]，瞿秋白因家道中落，中學沒有讀完就輟學了，他的母親出生於官宦、書香世家，自幼在家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因不堪貧困，剪下兩盒火柴頭用燒酒和著吞服自殺了，自此，瞿秋白也開始仇視這個世界，並決定改造這個世界。因為瞿秋白是家中的長子，為了一家人的生存，經人介紹，他在無錫城南門外楊氏小學謀得一小學教師的職位，這年瞿秋白才17歲。課余時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農民聊天，這時他才有機會了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生活狀況。從1916年秋開始，瞿秋白先后在湖北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北京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學習4年外語，還曾經在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北京大學做過旁聽生。在“五四”運動中，瞿秋白積極參加北京學生的反帝愛國游行示威、請願等活動，還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時，由於過度勞累，加之在監獄惡劣環境下囚禁幾個月，被放出時，身患肺結核的瞿秋白大口大口的吐血，瞿秋白在俄文專修館的同學、好友鄭振鐸在回憶“五四”運動時說：“秋白在我們之中成為主要的‘謀主’，在學生會方面也以他的出眾的辯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們的活動，正確而富有靈活性，顯出他的領導天才。”[6]他與人一起在北京創辦了一份名為《新社會》的刊物，並加入了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創辦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20年秋，瞿秋白以《晨報》、《時事新報》記者的身份作為特派員赴俄，並在蘇俄加入了共產黨，他也是中國記者中唯一與列寧交談過的人。回國后，他重譯《國際歌》的歌詞，參與《向導》周報的編輯和領導工作，籌辦和主編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報《新青年》季刊，創辦和主編《前鋒》月刊，還開創了黨報注重實際的傳統，並以《新青年》為陣地，堅持歷史唯物論，徹底批判唯心主義的哲學，及時向民眾介紹、普及馬列主義的理論。而后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瞿秋白36歲短暫的人生中，給我們留下500多萬字的著作，特別是在中共成立前后，他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是當之無愧的、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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