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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動機不同，方志敏是寫給黨中央的，而瞿秋白是茫然的
瞿秋白、方志敏被捕后，都曾為出獄作過積極的努力，但最后都失敗了。1935年2月，在中央蘇區陷落前夕，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派便衣隊100多人護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擊的人向閩西突圍，想從那裡再化裝去上海。途中遇國民黨保安團截擊，何叔衡壯烈犧牲，瞿秋白因有嚴重肺病無力奔跑而被俘。起初，瞿秋白自稱只是醫生，並在監房內寄信給上海的魯迅及妻子楊之華，並望能設法保釋出獄。當魯迅、楊之華在上海匆忙辦理手續期間，在 4月10日，國民黨第8師在長汀、武平和會昌三縣交界的歸龍山下，俘虜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的妻子，因為護送瞿秋白的全部計劃是萬永誠策劃的，萬永誠的妻子也知道這一計劃，她就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地區被俘的消息。敵人根據情報，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的下落，就這樣瞿秋白的真實身份暴露了，營救瞿秋白的計劃也就徹底破滅了。當時擺在瞿秋白面前隻有兩條路：一條是死，一條是降。對瞿秋白來說投降是不可能的，他隻能選擇就義。所以從4月10日身份暴露后，瞿秋白就已經打消了一切生的念頭，他安靜地等死，因為他虛弱的身體不允許他去思考越獄，除此，就是他寫下《多余的話》，還有幾首詩詞及兩封信件，他的這些文字在他去世后流落何方，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他就隨便寫寫，沒有自己想象中的一個閱讀對象。我們都知道，瞿秋白的身后命運十分坎坷，文章中還曾一度被打成叛徒，其証據就是《多余的話》這篇文章。而方志敏的獄中遺稿卻是有對象的，他是專門寫給黨組織的。因為方志敏是在戰斗中被人出賣后被擒的，所以他的身份一開始就被國民黨確認了，方志敏別無他求，就是安心等死。但后來他得知自己的案子被緩辦了，接下來他又開始做求生的准備，他對獄卒進行教育、拉攏，還買通監獄看守，他竟然差點成功越獄。
方志敏入獄后的第五天，就著手開始寫作，他還勸同獄的紅軍干部一起來寫，不久，考慮到寫出的東西寄不出去，他就停了十幾天沒有動筆，甚至連寫好的萬余字的稿子也都撕毀了。恰就在這時，一個叫胡逸民的人去看望他，胡逸民曾經由吳稚暉推薦，擔任國民黨總司令部八大處之一的軍法處執法科科長，並兼監獄科科長。第五次“圍剿”時，由於有人向蔣介石進讒言，胡逸民被蔣介石撤消所有職務，被關押在南昌北營坊看守所，剛好與方志敏關在了一塊。胡逸民勸方志敏認真地寫，並答應幫助方志敏把寫好的文稿秘密帶出去，並替方志敏交給黨組織。在方志敏即將被處決前的“一個漆黑的夜晚，方志敏將一大包手稿塞給胡逸民，雙眼流露懇切的光芒，悄悄地說：‘胡先生，你一定會被釋放的，拜托你啦，出獄后請將這些東西送交給上海四川路的魯迅先生。’方志敏還為胡逸民寫了一封介紹信。”[16]事后方知， 方志敏從獄中共傳出4份同樣的遺稿。方志敏認為在那種惡劣的政治環境下，隻留一份遺稿，有可能在傳送時丟失，或者發生意外，為了穩妥起見，他在寫好原稿時，就又抄寫了3份，這四份遺稿有的是用墨筆抄寫的，有的是用米湯密寫的，米湯密寫在紙張上看不到任何痕跡，用碘酒涂擦信紙才能顯示字跡，魯迅收到的就是密寫的一份。
方志敏的獄中文稿其閱讀對象就是自己人、黨中央，文稿絕對不能被敵人看到，方志敏在寫作的過程中還講究政治原則，就是不允許對中央有半點懷疑。所以，方志敏遺稿不論什麼時期，其坦蕩質朴、革命激情卻總是在感染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參考文獻：
[1][16]苗體君、竇春芳：《方志敏遺作傳世始末》，《黨支部工作指導》，2008，(5)。
[2]苗體君、竇春芳：《瞿秋白被錯定為叛徒及平反始末》，《黨史文苑》，2009，(6)。
[3]苗體君、竇春芳：《瞿秋白父親晚年賣畫為生》，《人民文摘》，2009，(4) 。
[4][11][12][15]瞿秋白：《多余的話》，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頁，第306頁，第307頁，第307-308頁。
[5]苗體君、竇春芳：《瞿秋白的中小學時代》，《中國教育報》，2009-6-14，第3版。
[6]編輯小組編：《憶秋白》，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頁。
[7][9][10]方志敏：《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頁，第25頁，第33頁。
[8]石凌鶴：《方志敏傳》，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頁。
[13]秦耐銘：《回憶瞿秋白烈士》，工人生活，1957-6-18。
[14]楊之華：《回憶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頁。
（本文作者：廣東海洋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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