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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承載挫折的能力上存在著差別
方志敏做任何事情都富有激情，以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面對挫折。方志敏回憶在南昌工業學校就讀時說：“南昌工業學校，完全為江西教育界的所謂東洋系所把持，以該校校長為該系的首領。工校在其校舍建筑和表面布置看來，似乎還辦得不錯。但在校讀書的學生，才知道裡面黑幕重重，如辦事人的敷衍塞責，對學生生活的漠視，教員隻要同系的人，不管飯桶不飯桶，這都是使學生們不滿意的。我因選入機械科，該科飯桶教員更多，更增加我的不滿。”[7]於是，方志敏帶頭鬧學潮，向校長提出“撤換飯桶教師”，而校長不但沒有懲罰那幾位“飯桶老師”，反而在學生面前，還夸獎那幾位老師是他禮聘來的博學鴻儒。隨后校長在學校貼出布告：“查方志敏同學不遵守校規，目無師長，著記大過一次，以儆效尤。”[8]后來，方志敏發現校長在建造校園時有重大貪污行為，他斷然提出“開除校長”。而最終的結果是：方志敏被學校開除了。對於一個讀書的學生來說，被學校開除無疑是很嚴重的，但面對此事方志敏卻十分坦然。
方志敏頑強面對疾病和失敗。方志敏自幼就體弱多病，1912年考入弋陽縣高小時又染上了肺結核，肺結核在當時屬於不治之症，患病后方志敏的身體就更加虛弱了。方志敏的肺結核曾經有5次大復發，1922年，九江各界紛紛集會游行，反對賣國政府與日帝簽訂解決山東問題懸案協約，方志敏積極發動和領導南偉烈大學、第二中學、第六師范的同學上街張貼標語，作街頭演講等。由於過度勞累，方志敏肺病復發，第一次大吐血。在邵力子的幫助下，方志敏白天到上海大學旁聽，晚上在該報館做校對。因為過度勞累，1923年2月，方志敏的肺病第二次發作，他大口大口地嘔血，最后，他隻得住進了醫院。1922年8月，方志敏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工作越來越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是無日不困頓於肺病的痛苦之中”。1925年5月，他的肺病第三次發作，當時，他正忙於聲援“五卅運動”，他不聲不響地帶病跑到贛東各縣，將反帝高潮推向窮鄉僻壤。在幾日幾夜沒有睡覺的情況下，他再次大吐血。走多了路就吐血﹔睡眠不足要吐血﹔受到點刺激還要吐血。最后，他隻得第二次住進了醫院。出院后他馬上又開始沒命地工作起來，1926年5月，他第四次大吐血，這次大吐血，是在去廣州參加農代會的歸途中，發高燒達四十一度，幾乎喪命。“七一五”政變后，方志敏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潛回老家弋陽領導秋收暴動，在被敵軍包圍的情況下，他第五次大吐血。對此，方志敏在《我從事革命斗爭的述略》中寫道：“當吐血的時候，就靜臥幾天，病稍好了，又起來干，一干又病，病稍好了仍然又起來干!”[9]失敗了就“重起爐灶，再來干吧！”[10]這就是面對病痛、失敗后的方志敏。
瞿秋白小時候養成了好學、苦思、溫順、懦弱、忍讓、內斂的書生品性直接影響著他，在革命的道路上他優柔寡斷，明明為革命獻了身，還要在心理上進行一番自我剖析。1928年3月底，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5月中旬，負責籌備會議的瞿秋白先期抵達莫斯科，6月間，中共六大召開，瞿秋白回憶說：“在那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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