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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放城市對私營銀行業的限制
為適應形勢的需要，1949年4月27日，華北人民政府頒布了《華北區私營銀錢業管理暫行辦法》（簡稱《辦法》，其后新解放的各大區均仿效此法），它是對中央1948年《指示》的細化，規定更為詳盡。如資本的最低額規定：銀行2000萬至5000萬元（舊幣，下同），銀號、錢庄為300萬至600萬元﹔並規定了其業務經營范圍，以及種種“不得有”的行為﹔等等。同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出正確執行《辦法》的《批示》，強調要“有重點有策略地逐漸強化對私營銀錢業的管制工作”，需“大力開展國家銀行業務，以達到逐漸削弱或代替其業務的目的”。《人民日報》還為此發表了題為《我們的私營銀錢業政策》的社論，分析了私營銀錢業的“積極”和“有害”兩方面的作用，強調“必須嚴格管理”的基本政策。
同年5月27日，上海獲得解放，軍管會金融處對私營銀錢業即實行監管，對四家官商合辦的銀行（新華、實業、通商、四明），則實行派駐“特派員”，進行審查監督的做法。
人民銀行在總結華北區工作時指出，按照《辦法》，對資力少、信用差、投機性大的行庄，應本著“從嚴早日取締的原則，加以整頓”。正是通過整頓、增資和嚴格管理，淘汰了一批無力繼續經營的單位，至1949年底，全國行庄已由1032處減至833處，淘汰率近20%。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通過了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直接涉及金融業的第39條寫道：“金融事業應受國家嚴格管理……依法營業的私營金融事業，應受國家的監督和指導。凡進行金融投機、破壞國家金融事業者，應受嚴厲制裁”。這樣，私營銀行業的地位與業務活動進一步有了法律的依據。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共同綱領》對其他工、農、交通等經濟領域都是“保護”、“恢復”、“發展”……唯獨對金融業強調的是“嚴格管理”，這反映了與中央1948年發出的《指示》的一致性。
這一階段，根據“嚴格管理”、“暫准存在”的精神，各地軍管會金融處對私營銀行業均採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如令其自報敵偽公產、官僚資本，具結后聽候審查處理﹔明令取締后賬，限期清理，並入前賬﹔立即變賣全部囤積物資，充做運營資金﹔隻准依法經營存、放、匯正當業務，不准倒賣金銀、囤積物資﹔恢復票據交換所，規定票據當日不准抵現，按時補足差額﹔引導其進行有利於生產的正當經營……等等，這都是“暫准存在”的必要條件。
新解放的大城市，由於舊勢力遺存的投機倒把活動依然存在，不時還要興風作浪。以天津為例，在1949年4、5月間，7、8月間，10、11月間，就曾發生三次物價的大波動，最多的第三次物價上升高達310.5%。而每次物價上漲，私營金融業的放款都成倍地增加，一再地為其“逐利性”、“投機性”所驅使，擾亂市場。因此，當1950年初物價再次出現波動時，軍管會金融處立即出台新規，停止銀錢業相互拆借，限制行庄盲目擴大信用﹔並規定對商業放款額不得超過存款總額的33%，加之國營企業大量拋售物資，才有效地穩定了市場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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