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營銀行業通過公私合營走上國家資本主義道路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中共中央隨即發出全黨保証實現《決定》的《通知》。涉及金融方面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統一全國現金管理，規定國家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的現金，一律存入國家銀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實際上是重申1948年的《指示》），這就意味著私營銀行被切斷了一條有著巨大金額的對公的業務渠道。由於全國認真貫徹執行《決定》，4月起，物價雖仍有小的波動，但已制止了大幅上漲，穩定了整個經濟局勢。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於1949年6月，在《平津金融接管經驗初步總結》中指出，“公私合營之金融企業（如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新華信托儲蓄銀行、四明銀行等）則可由我派員監理繼續營業，監理的任務是掌握其財產、監督其業務，使其業務經營符合我之需要，成為我之兒女銀行”。這是對銀行業“公私合營”概念最早的提出和所作的形象比喻。
此前，已實行“監理”或派駐“特派員”的上述原官商合辦銀行，至1949年 9月后，進一步實行派公股代表重組銀行新的董事會（如新華）或臨時董事會（如實業及四明），或行務委員會（如通商），正式明確改組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銀行。這第一批公私合營銀行，也由此獲得了國家銀行較多的指導和支持，顯示了公私合營的優勢，從而使它們成為聯系、團結私營金融業的橋梁，吸引整個銀行業實現公私合營，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的示范樣板。
在天津，獲解放的當年9月、11月，在人民銀行的指導下，組織了包括12家私營銀行的第一、二兩個“聯合銀團”實行業務聯合經營（后又組織了私營錢庄聯合銀團），以便集中資金力量，更好地支持生產事業的發展。在上海，則是於9月從創建“聯合放款處”入手，開展聯合經營，幾乎所有銀行、錢庄悉數參加。其他城市也陸續建立了“聯合放款處”，開展業務，爾后也轉變為“聯合銀團”。
1950年3月，第一屆全國金融會議召開。會議指出私人行庄本身資金雖不很大，但與私人工商業有“密切廣泛聯系”﹔行庄投機性雖大，但過早過多地取消，將會使游資轉入地下，“更加隱蔽分散，不便管理”。“除積極地發展我國家銀行業務與其競爭外，必須加強金管工作，繼續進行嚴格管理，以制止投機”。並具體提出增加其存款准備金，吸收其“再存款”﹔肯定了組織銀團聯合貸放，由國家銀行“滲入少量資金，從內部進行監督與管理”﹔建立嚴格的監管制度，逐步淘汰等措施。
1950年5月，中財委召開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研究調整工商業的公私關系問題。提出私人銀行、錢庄仍可保留，但營業范圍要有所限制﹔國家銀行可與之聯合放款。
同年8月，在中央統一財經工作、有效制止通貨膨脹、物價趨於穩定的狀況下，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這次會議對私營銀行業的未來，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會議依據中央調整工商業的總方針，研究調整“三大關系”，即金融業與工商業關系，金融業的公私關系，以及金融業的勞資關系，目的是使金融業更好地扶持工商業的發展。《人民日報》為此專門發表了題為《銀錢業的新方向》的社論，指出這一行業大部分是依靠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資本，追求投機利潤，在長期的通貨膨脹、人民困苦的情況下，畸形發展起來的。當全國財經統一、通貨穩定后，暴露了它們虛假繁榮的危機。京、津、滬等七市的銀錢業446戶，倒閉了233戶，佔52%。國家銀行應領導、團結公私力量，共同發展，私營銀錢業應努力改造自己，徹底拋棄謀求暴利的經營方式和優厚待遇，在扶持工商業中自求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