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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辛格的謹慎形成對比的，是美國國務院放開步子、積極而大膽的准備。國務院負責會談的政治顧問、中國事務辦公室主任保羅·克裡斯伯格和職員多納德·安德森負責會談的准備工作。從1月8日中美雙方代表在華沙成功會談后，他們就開始起草對第135次大使級會談的指示，並在14日由羅杰斯遞交給尼克鬆。與以往的會談指示相比，它在台灣問題上提出新的表述：
（a）美國無意尋求把對於台灣的看法強加於任何一方，並且無意干涉（大陸和台灣）所達成的任何協議。（b）堅定承諾不支持國民黨中國反攻大陸的行動。（c）表達這一希望：隨著亞洲和平與穩定局勢的發展，我們能夠減少美國駐台軍隊。
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政策提案，它迎合了中方多年以來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的要求。
此外，這份指示還提議舉行中美高級會談：
提議派遣特使到北京、或中國代表來華盛頓討論以上談到的任何問題。如果中國人希望發出改善關系的信號，那麼他們會接受這一提議，同時也不違背自己的原則。
保羅·克裡斯伯格草擬的這份對第135次大使級會談的指示，經尼克鬆同意后，由國務卿羅杰斯在1970年1月17日發給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
中美舉行高級會談，這與中國領導人的想法不謀而合。1969年2月19日中國宣布取消中美第135次大使級會談的當天，毛澤東請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問題，開始醞釀利用美蘇矛盾、改變中國對美政策的戰略轉變。1969年9月17日，老帥們在《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報告中提出：“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斗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都要加以運用，謀求他們最大的戰略利益。”陳毅提出了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系的設想。他還以口頭的方式，向周總理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規”的想法，其中第一點即：
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提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別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我們隻提會談的級別和討論的題目，不以美國接受我們的主張為前提。我估計美國會樂於接受。如果我們不提，我估計美國也會向我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接受。
后來的事實証明，老帥們在這些報告中的看法是客觀的、有遠見的，為中國領導人打開外交新局面做了重要的戰略准備。1970年1月 15日，周恩來在修改外交部致雷陽的電稿以及第135次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中方發言稿時，在提議舉行高級會談外，加寫了這樣一點：“美方如詢更高級會談或其他途徑何所指，可答以美國政府如對此感興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級會談中雙方商定出方案。”如此，有了戰略上的契合，在第135次大使級會談上，雙方不約而同地提議舉行高級會談。
基辛格在回憶錄中稱，在籌備1970年1月20日第135次會談時，國務院的官員們被派使節去北京一事“嚇得發抖，因為這樣的會談可能要由白宮親自掌握，國務院以后再也插不上手了”。而負責華沙大使級會談的安德森等人“根本不知道過去一年中傳達到中國方面去的信息，還以為沒有理由要改變以往134次華沙會談中沿用下來的那一套做法”。但從檔案資料可以看出，事實上，是國務院而非基辛格首先提出“派遣特使”的建議﹔也是國務院首先提出要向中國申明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意圖、消除中國對自身國家安全的擔憂。更重要的，是國務院首先在台灣問題上提出了“隨著和平與穩定在亞洲的發展，我們能夠減少美國駐台軍隊”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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