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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使級會談從1955年8月開始，至1970年2月結束，歷時15年，共136次。會談雖斷斷續續地進行，卻為處於敵對狀態的中美兩國提供了一條溝通政策、試探意圖的聯絡渠道。尼克鬆時期，中美舉行了最后兩次大使級會談，雙方在第135次會談上不約而同地提議舉行“高級會談”。提議舉行高級會談，中美雙方的戰略意圖是什麼？作為兩國間唯一正式的聯絡渠道，大使級會談是如何結束並被幕后渠道所替代的？揭開這些謎團，有助於理解為何美國國務院提議的高級會談為基辛格訪華奠定了基礎，而中美關系的突破卻最終以白宮秘密外交的形式實現。
中美戰略的契合：提議舉行高級會談
1969年9月，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賽爾奉命回國述職。尼克鬆請他在返回華沙后，設法在私下裡，通過在華沙的某中立國大使館的外交招待會，直接向中國代辦傳達口信，表示美國非常有興趣同中國開展具體的討論。接觸中國代表的時機很快來臨。1969年12月3日，在華沙文化宮舉行的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斯托賽爾不負白宮所托，追著中國外交官，傳達了尼克鬆總統願同中方進行認真會談的信息。
12月4日當天，中國領導人做出了一個醞釀有時但並不要求美方對稱回應的積極之舉：主動釋放了兩名此前扣押的美國人。早在10月27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馬丁曾致函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興元，探詢2月16日因乘游艇駛入中國廣東珠海附近海域而被中方拘留的兩個美國人鮑德溫和唐納德的下落、健康及釋放事，要求向這兩人轉遞他們親屬的信件。11月7日，中國外交部在分析報告中認為：“此舉顯然是美政府試探我反應的一個新行動，建議接過此事，適時（12月初）釋放美二人，並發消息，通知美駐波蘭大使。”12月4日，即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周恩來就在華外國人研究處理小組關於釋放兩名美國人的報告致信毛澤東、林彪：“經過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擬同意外交部對釋放美國游艇兩人的意見，時間擬定七日或稍后。”毛澤東批：照辦。
12月7日中午12點，中方負責大使級會談聯絡事宜的駱亦粟向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賽爾遞送中方的信件，說明中方在當天已經釋放鮑德溫和唐納德。負責中美大使級會談聯絡事宜的美國外交官西蒙斯向駱亦粟表示，很高興收到中方的這一則消息，他還澄清：“我們沒有公開談話的內容。上級授權我告訴你們，我們將來也不會公開談話的內容，我們的溝通是嚴肅、認真的。”
三天之后，從中國大使館又傳來了一則使美方上下“大吃一驚”的消息。12月10日華沙當地時間上午10點鐘，駱亦粟打電話，用波蘭語告訴西蒙斯，中方同意美方提出的會見中國代辦的要求，中國駐華沙大使代辦雷陽將於12月11日在中國大使館會見美大使斯托賽爾。在這次會談上，斯托賽爾向雷陽確認，美方提議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
當美國醞釀在對蘇抗衡、結束越戰的大棋局上挪動中國這一枚棋子的時候，在中國的大棋局上，中蘇邊界談判的休會成為中國恢復與美國對話、促壓蘇聯讓步的契機。但是，毛澤東和中國的外交官員似乎不願意表現急迫。12月12日，周恩來將11日雷陽會見斯托塞爾的材料送報毛澤東，並批注：“擬擱一下看看各方反應，再定如何回答。”毛澤東批：“照辦。”中國領導人目的是要審時度勢，爭取最大的戰略主導權。
與此相比，在中方靜觀其變的時間裡，尼克鬆政府急不可耐地先后做出一系列積極舉動，昭示對華政策的新變化。他們先是著手實施停止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邏、減少美國在該地區艦艇數量的政策。不久，美國政府又在12月15日宣稱將在15天內移走部署在日本沖繩的核武器。4天之后，美國政府又發表聲明宣布進一步放寬對華貿易限制。
終於，1970年1月7日下午，中方向美方回復：同意於8日下午3點在美國大使館舉行會晤。在這次會談上，中方同意美方恢復兩國政府代表正式會談的建議，提出於1970年1月20日舉行第135次大使級會談。當天，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布了恢復會談的消息。在華盛頓，國務院發言人一改過去“紅色中國”或“共產黨中國”的稱謂，正式稱“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同意恢復第135次大使級會談，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看法並不樂觀。他向尼克鬆表示：“當下，中方的目的是表現出一種能夠同我們打交道的姿態——主要是給蘇聯人看的。他們可能還沒有准備好討論具體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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