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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大爭辯：是否舉行高級會談
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結束后，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和亞洲共產黨事務辦公室一起，開始策劃對第136次大使級會談的策略。他們建議：在台灣問題上，美方應激發、利用北京對蘇聯威脅的擔憂，促使北京同意暫時擱置台灣問題。如果北京僅僅希望利用中美會談恢復制造關系改善的表象，一箭雙雕，既對付蘇聯，又損害美國同“中華民國”政府的關系並削弱美國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支持，那麼，美國應當堅定主張削減駐台美軍隻能隨著華沙大使級會談的進展而定。由於沒有足夠的信息，國務院官員們難以把握北京的真實態度。最終，他們建議：繼續觀察、試探中方的意圖，對於高層會談一事，既不拒絕，也暫不做進一步表態。
國務院官員的建議，被基辛格認為是“他們很怕失去控制權。沒有什麼比維護其受到威脅的特權更能使官僚們肝火大旺了”。然而在多年以后，馬歇爾·格林道出了其中原委。雖然時過境遷，但對於基辛格從“官僚政治戰爭”的角度對國務院給白宮“潑冷水”的誣蔑，他仍然憤懣不平。格林指出，當時國務院方面認為，在提出舉行高層會談前，首先要讓美國的高層官員確信會談的結果是建設性。“沒有什麼比出席會議卻被扇耳光更糟糕的事情了。這是我們在打開美中關系中最不願意看到的。”他們擔心，北京同意舉行高層會談隻不過是一種沒有政策實質的策略，利用美國代表到中國一事，增加北京同莫斯科邊界談判的砝碼﹔此外，這樣的會談會給日本等其他盟國帶來消極的影響。
可以說，國務院方面的保守與謹慎，是因為他們缺乏對中國政策態度的了解，從而誤判了中國領導人的戰略意圖。而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基辛格對中國領導人與白宮之間幕后聯絡渠道信息的封鎖。基辛格嚴禁他手下職員向國務院中甚至如格林這樣的高級官員泄露任何有關與中國聯絡的信息。所以，格林無奈地表示：“我們知道，我們不清楚所有的問題。這造成了一種不信任。”更有甚者，就連基辛格的助手們也並非知悉全部實情。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基辛格會讓三個不同的職員小組同時處理同一個問題，這樣，每個成員都難以知道問題的全部。
1970年2月2日，中方向美方提出在1970年2月20日舉行第136次大使級會談。兩天之后，美方表示同意。此時，盡管美國政府內部在是否舉行中美高級會談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但是中方已准備邁出突破性的一步。2月10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外交部對第136次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的發言稿。周恩來提議，將發言稿中“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系中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政府願予考慮”中的“考慮”二字改為“接待”。會后，他在改處加旁注：“‘接待’兩字是我提議改的。因我方在一三五次會議發言中，已經提到考慮可以通過其他途徑進行，而美方在上次談話已提到來北京直接討論，並且順著這段話，最后還用‘考慮’也顯得太輕了，故改為‘接待’較‘歡迎’為輕，較‘考慮’就落實了一些。”同日，他將修改稿報毛澤東、林彪。毛澤東批：照辦。
在白宮的強大壓力下，最終，美國國務院也對第136次大使級會談的指示電報做了最后的修訂，把此前對高層會談一事“既不拒絕，也暫不做進一步表態”的指示，改為“如果這些會談的進展表明這種方式有益於改善我們兩國關系，美國准備和你們一同考慮派遣一名代表去貴國或者歡迎貴國代表來美國的可能性”。
在第136次大使級會談上，按照周恩來修改后的發言稿，雷陽表示中國政府願意接待美國政府部長級代表或美國總統特使訪華。可以說，這為后來基辛格在1971年7月的北京秘密之行打開了大門。然而在當時，中方的提議卻在華盛頓掀起了一場關於“美國派使者的利弊得失”的辯論。華盛頓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在基辛格看來，美國的立場如果后退，“將把接近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舉整個兒都吹至九霄雲外，前功盡棄”﹔在國務院官員看來，中國則很可能利用美國特使訪華這一“重大的國際性事件”，服務於中國對抗蘇聯的目的，損害美國同“中華民國”及他國關系，並在國會引發一場軒然大波。國務院建議，減緩派遣使者建議的勢頭，“隻有當大使級會談的進展顯示出高級會談將是富有建設性的時候，我們才同意”。
美國國務院官員的據理力爭是徒勞的。由於與中國的幕后渠道的聯絡，白宮比他們更為確定中國的戰略意圖。3月13日，尼克鬆明確告訴基辛格：“我希望會談能夠在北京進行。我不同意認為這個問題只是時間問題的觀點。”3月20日，基辛格受總統之命告知羅杰斯：總統已經明令斯托賽爾大使在下次華沙會談向中方肯定，美方願意舉行高層會談，並主動提出操作細節。
多年后，基辛格的助手、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霍爾德裡奇對這場紛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務院所缺少的，而且也許可以大大有助於消除誤會的東西，就是了解白宮之所以致力於打通同中國交往的背景情況”，這就包括通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的幕后渠道所傳遞的信息。尼克鬆和基辛格“對外交政策的管理發展出一套搞陰謀的方法。他們努力不讓其他任何人知道整幅畫面，即便這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欺騙”，基辛格的助手伊格爾伯格如是說。許多年后，格林仍難以釋懷。他回憶道：“至1971年初，總統和基辛格通過第三國和各種中間人開展的所有幕后渠道的試探，都是在絕密情況下進行的。在國務院的我們對此完全不知，除了國務卿略知其中一二。”就這樣，白宮汲取了國務院官員政策建議的精華，卻又最終將他們蒙蔽在秘密外交的陰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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