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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7日釋放兩名美國游客的決定，本是中國政府長久以來觀察美國對華政策和戰略意圖而做出的。美國放鬆對華管制政策、停止台灣海峽巡邏、反對蘇聯孤立和進攻中國，以及主動恢復大使級會談等一系列事件，都對中國領導人產生了影響。但是，從巴基斯坦渠道傳來的反饋卻是：中國政府釋放美國游艇乘客的決定，是收到了葉海亞總統口信的“結果”。作為中間人的巴方，力求“成人之美”的同時也有求於美國的糧食援助，邀功的心態似乎可以理解﹔但這卻促使基辛格和尼克鬆認定：“幕后渠道”發揮了效用。
1970年1月19日，就在中美舉行第135次大使級會談的前一天，尼克鬆在電話中不無得意地對基辛格說：“國務院在吹噓說，是他們打開了通往中國的道路。我們明白，這是我們做的！”基辛格應承道：“他們甚至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在中美大使級會談取得進展的同時，基辛格和尼克鬆秘密開辟的“幕后渠道”初現成效。“幕后渠道”既可以擺脫國務院的插手和謹小慎微的限制，避免“向國會及主要盟國咨商的繁冗過程”，又可以使“打開通往中國的道路”完全成為尼克鬆和基辛格的杰作。這促使基辛格更加迫切地通過秘密操作，繞過官僚機構，實現派一個總統特使訪華的目標。
1970年3月21日，北京收到了白宮通過巴基斯坦渠道轉達的消息：“如果北京同意的話，我們准備開辟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這樣一條渠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証完全的自由決斷。”至此，周恩來完全明白了：“尼克鬆想採取對巴黎談判的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
因周恩來訪問朝鮮和台灣“副總統”蔣經國訪美，第137次大使級會談被推遲。緊接著，因美軍在老撾和柬埔寨的軍事行動，會談日期一拖再拖。1970年5月1日，美軍開始進入柬埔寨作戰。經由外交部臨時領導小組討論、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批准，5月18日，中國政府通知美國方面：“鑒於美國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擴大印度支那戰爭所造成的越來越嚴重的局勢，中國政府認為，按原定5月20日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第137次會議已不適宜。今后會談何時舉行，將通過雙方聯絡人員另行商定。”同時，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國政府發表了一封簡短的支持國際反美革命斗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和西哈努克政府的聲明。隨后，在中國國內召開群眾集會和示威游行。由於舉行中美高層會談的問題在美國政府內部制造的爭議，遠大於中美在華沙會談中的爭端，因此中國取消會談的消息反而令焦頭爛額的尼克鬆和基辛格“如釋重負”。
隨著中美聯絡渠道由公開的大使級會談轉向隱秘於幕后的秘密渠道，國務院的對華工作也被白宮冷落。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期間，中美雙方確定巴黎作為今后秘密聯系渠道，中美華沙渠道不再恢復。
在華沙大使級會談上向中方重提舉行高級會談的舊議，是由國務院方面最先提出來的。但是，他們隨后很快從自己的立場上后退，而派高級代表訪華一事也成為自開啟緩和對華關系進程以來，白宮同國務院之間的最大分歧。其原因，不是基辛格所言國務院缺乏銳意、畏縮不前，而在於白宮向國務院隱瞞了通過幕后渠道同中國交往的信息。國務院官員們擔心，北京同意舉行高層會談只是為制造並利用中美緩和的假象而採取的靈活戰術，並沒有真正緩和中美關系的戰略意圖。於是，盡管為緩和中美關系，國務院積極推動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並提出了重要的建議，但最終他們為打開中美關系新局面的努力，被白宮秘密運作的幕后渠道外交邀了功，使得中美間的聯絡從由國務院負責的華沙會談，轉向了由白宮秘密操縱的幕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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