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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時的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並且受共產國際指示的影響，自身對當時局勢的判斷過於樂觀，甚至比共產國際還“左”
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確定各國共產黨作為它的支部。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但這次大會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召開的。中共二大正式確定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到1934年9月，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機構（上海電台）遭到國民黨破壞，失去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在這期間，中國共產黨幾乎都是按照共產國際指示的框架處理各種事務。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聽從於共產國際的指示，一是組織上存在上下級關系，二是經費上靠共產國際和蘇聯撥付。關於經費的數量和請求支付問題，便成為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聯共（布）聯系中的一項重要事務。
1928年5月7日，蘇兆征和向忠發聯名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中共財政困難問題並請求解決，信中指出“同國民黨決裂后，黨失去了一切特殊的經費來源”，“中國共產黨在目前時期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物質援助”〔8〕。作為工人階級組織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了經費來源肯定是無法開展活動的。1928年8月10日，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主任皮亞特尼茨基致信國際聯絡部駐華代表阿爾布列赫特，第一項即指出“可以撥給中共下半年經費128205美元（除掉已寄給應急的46000美元）”〔9〕。阿龍施塔姆在1928年9月29日給阿爾布列赫特的信則表明了撥付給中共的經費額度：1928年“1至6月每月6000美元，7至10月每月9000美元”，此外還有“通過開展運動募集到的59000美元”〔10〕。由此可見，在經費問題方面，中共是怎樣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的。1929年2月，向忠發致電（報）請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轉告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共產國際削減中共每月經費預算達33000中國貨幣單位是不應該的，因為“中國的條件要求有更大一筆款項”，所以中共中央請求增加預算。〔11〕當時，以中共中央或其領導人發給共產國際、聯共（布）的信件、電報大多都要涉及到經費的問題。1929年2月27日，在《中共中央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中提到中共所面臨的五大困難，分別是：其一，為了建立新的機關，需要人員和款項﹔其二，黨的工作者很難找到便於他們做工作的職業，很難在群眾中建立和鞏固黨組織的影響，黨沒有足夠的經費，很難從同志們身上籌集經費﹔其三，為了把紅軍和游擊隊中久經考驗的軍事工作人員保留下來，即使只是拿出最低限度的款項，也需要一大筆經費﹔其四，中共可以利用動員士兵的運動，但沒有錢派人到軍營裡去做宣傳鼓動工作，更不用說提供經費發展運動﹔其五，任何一個組織遇到經費困難時都應當有儲備金，而中共沒有任何儲備金。〔12〕這五大困難都是圍繞經費問題展開，可見經費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困擾著中國共產黨。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如此的關系，幾乎決定了中共中央必須唯共產國際的號令是從。因此，在一個處於“左”的時期的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是很難做到不“左”的。1927年，國民黨頑固派相繼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受共產國際的影響，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在討論當時職工運動形勢時，仍然認為“現在革命潮流是高漲的”〔13〕。1928年5月7日，蘇兆征和向忠發在致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局的信中指出：“中國目前所經歷的政治形勢是直接革命的形勢。”〔14〕這種判斷最先來源於共產國際於1927年11月召開的全會。所謂直接革命，就是不考慮敵我力量，直接反抗國民黨的壓迫。所以，蘇、向二人的看法起碼是受到了共產國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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