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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共中央對劉少奇的批評較早就開始了。在1928年2月13日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特別會議上除指出“革命的潮流為高潮”外，同時對劉少奇作了點名批評：“劉少奇的政治觀點似乎尚未完全改正，他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觀點，如不改正是大成問題的。”〔33〕這表明，劉少奇與中共中央觀點不合拍的“右”至少早於1928年2月。1930年8月，他率團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后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卻與其領導人在黃色工會和赤色工會問題上意見迥異，被赤色國際領導人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1931年初，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逐漸佔據中央領導地位。劉少奇的正確主張和觀點自然更加不被容納。1932年3月14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了劉少奇。他們轉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劉湘（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工作。”會議決定撤銷他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指出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央職工部和全黨總團已陷入“機會主義的泥坑之中”，號召全黨“堅決無情的打潰”這種“有害的機會主義路線”〔34〕。這實際上確定了劉少奇為右傾機會主義者，隨之而來的是針對他的一系列批判。如果說以前僅是對他提出批評，那麼這時就嚴厲得多。此后，劉少奇多次被迫作出自我檢查，並於3月18日被迫寫了《我的錯誤》一文，發表在4月7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斗爭》第9期上。〔35〕這就等於將劉少奇的言論與工作路線作為已經定性的錯誤公布於全黨。這一處理無疑是嚴厲的。
劉少奇雖然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帽子，但他以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信念和對黨的無限忠誠，始終不渝地堅持他的工作。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擴大會議，與會同志提出劉少奇是白區工作中正確路線的代表。王稼祥在發言中說：“過去中國共產黨、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証法，在白區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辯証法。”陳雲在發言中也表示，劉少奇同志批評過去的白區工作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檢查起來，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同年，毛澤東撰文《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指出：“劉少奇同志的見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之証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也為之証明了。”〔36〕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正是一個最好的模范……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范。”〔37〕黨的決議無疑具有至高的權威性。該決議把劉少奇作為當時唯一能與毛澤東相提並論的黨內領導人。可見，正確的思想觀點即使一時被貼上“錯誤”的標簽，但經過歷史的審視和實踐的檢驗，真理的光輝終究會閃現出來。劉少奇在白區的工作就是一個例証。
注釋：
〔1〕〔13〕〔26〕〔28〕〔30〕〔31〕〔32〕〔33〕〔34〕〔35〕〔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72、75、76、75-76、98、113、117、75、1201-121、121、371-72頁。
〔2〕〔3〕〔4〕〔5〕〔6〕〔7〕〔8〕〔9〕〔1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88、191、300、517、205、276、445-446、525、447頁。
〔10〕〔11〕〔12〕〔1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6、77、83-85、270頁。
〔16〕〔17〕〔20〕楊奎鬆：《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6、219、230頁。
〔18〕〔19〕〔21〕〔2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99、219、265、331頁。
〔2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311頁。
〔24〕〔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劉少奇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47-49、50-51頁。
〔27〕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29〕金沖及：《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41頁。
〔37〕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8-979頁。
（本文作者 劉少奇同志紀念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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