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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劉少奇在白區的工作期間大多被當時的中共中央視為右傾，甚至在1932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他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者。但是，從考察這一時期劉少奇的思想與實踐可知，除了他在順直省委存在取消主義的“左”的做法外，幾乎都是從實際出發，制定正確的策略、方針去解決存在的問題。之所以出現這種本是正確的卻被裁定為錯誤的局面，主要原因可從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和劉少奇本人三個方面來看：共產國際在這一時期對中國革命的指示帶有明顯的“左”傾色彩﹔當時的中共中央受共產國際指示的影響，自身對當時局勢的判斷過於樂觀，甚至比共產國際還“左”﹔劉少奇在當時的判斷基本符合實情，在言論和實踐中堅持自己的獨立判斷，並敢於質疑和批評中央甚至共產國際不切實際的觀點與指示。
〔關鍵詞〕劉少奇﹔白區工作﹔右傾﹔共產國際
劉少奇在白區工作的時間大體是從1928年3月被派到天津中共順直省委工作，到1936年以中央駐北方局代表身份再次來到天津工作的這段時間。這一時期，劉少奇多被中央視為右傾，甚至在1932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他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者。但是，從考察這一時期劉少奇的思想與實踐可知，除了他在順直省委存在取消主義的“左”的做法外，幾乎都是從實際出發，制定正確的策略、方針來解決存在的問題。正如任弼時1941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我黨的毛主席、劉少奇同志能根據實際情況來工作。”〔1〕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共中央認定劉少奇為右傾是錯誤的。本文擬從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以及劉少奇本人三個方面來考察這一錯誤定性的原因。
一、共產國際（實際上主要是聯共〈布〉中央）對中國形勢的判斷沒有完全建立在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基礎上，對中國革命的指示在這一時期帶有明顯的“左”傾色彩
實際上，從1926年至1935年間，共產國際受聯共（布）黨內高度集權、個人崇拜及“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組織上日益集權，政治路線日益“左”傾。同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是遙控指揮，且對中國國情的理解與實際情況有偏差。所以，共產國際制定的中國革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當時中國革命的失利。這一時期，中共黨內先后出現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傾錯誤。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陳獨秀的錯誤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很大層面上是在承擔共產國際的領導錯誤和當時中共中央的集體錯誤，而很難說他是右傾分子。這一時期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左”傾錯誤不斷，表明“左”傾路線有其滋生的土壤和溫床。
1927年9月22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共產國際執委會名義發給羅明納茲的電報中寫道：（中國）“在左派國民黨的思想確實遭到失敗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況下有必要建立蘇維埃。”〔2〕可見共產國際對新的革命高潮念念不忘。〔3〕1928年2月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依然認為“暴動的方針是正確的”，只是“絕對禁止進行沒有准備好的過早的發動”〔4〕。1928年7月，共產國際六大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開篇即寫道：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再次把准備和進行武裝起義作為當前的實際任務提到了黨的面前，這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國主義者、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政權，即國民黨政權的唯一途徑。〔5〕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共產國際劃定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任務，卻不能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頗有點瞎指揮的味道。
當然，在蘇聯也存在不同的聲音。1928年1月，如曾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的洛佐夫斯基在對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決議《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關於“民族資產階級是最不成熟最沒有力量的階級，最不能負起歷史上的改造社會制度之責任的階級”的說法提出批評，認為這是對中國資產階級力量的估計不足。〔6〕也有些蘇聯革命家認為：中國的工人階級在組織上是軟弱的，中國共產黨也“顯得非常軟弱”，“不能適應重要的始終不渝的地下工作，它的影響還很小”〔7〕。但這些聲音在共產國際內部是微弱的，無法改變“左”傾思維在共產國際的主導地位。共產國際的“左”則對中共中央的決策與行動產生了重要影響，進而極大地影響到了當時對劉少奇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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