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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劉少奇在當時的判斷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在言論和實踐中堅持自己的獨立判斷，並敢於質疑和批評中央甚至共產國際不切實際的觀點與指示
劉少奇在白區的工作主要是領導城市工人運動。劉少奇參加革命可以說是由領導安源工人罷工運動開始的，他對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人狀況較為了解。1937年2月，劉少奇在給張聞天的信中指出：他在安源工作時，工人就有“左”傾的傾向。他說“整個形勢要求工會的方針退卻與防御，然而工人要求進攻”，這種情況使他“苦悶欲死”。因此他認為：“當時不是我右傾，不是我不願前進，而是工人‘左’傾，工人不了解當時的情形不能前進。”〔24〕后來他到廣州、武漢工作，同樣遇到了工人這樣的“左”傾問題。〔25〕正是由於前期直接領導工人運動的豐富實踐經驗，使他了解到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宜過“左”，而應切合實際，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所以，在1928年初劉少奇談到對於革命潮流的高漲低落問題時，他的意見是“依鄉村來看是高漲的，依城市看來是低落的趨勢”〔26〕。他的這一判斷是基本符合實情的。192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產國際東方部提供的一份報告就很能說明這一判斷的正確性：中國各地的工作都處於嚴重困難之中，問題成堆，唯獨毛澤東所在的湘贛邊境數縣，形勢甚好，不僅“逐漸糾正了下級盲動主義”，而且“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27〕。在敵我力量較為懸殊的情況下，劉少奇基於“城市是低落的趨勢”的判斷並主持城市工作，自然不會過分暴露工人的力量，而是採取比較實際的政策和策略。
劉少奇在實踐和言論中始終堅持自己的判斷，並敢於直言。192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周恩來召集張國燾、羅章龍、劉少奇、王澤楷談話，征求對於黨的一般策略的意見，供中共六大會議作參考。當時，劉少奇就很清楚地說到：“八七會議后，我們對湘鄂及各地的暴動的條件（群眾）尚未估計到。我們的暴動計劃應照群眾的力量來決定。決定暴動除目標是政治外，其行動可能全系軍事的。對暴動的軍事計劃而以為是軍事投機，這是中央的錯誤認識。”〔28〕當時敢於對中央的錯誤直接指出的，劉少奇是少有的幾個人之一。他甚至在1930年3月14日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直陳共產國際在大革命時期所犯的錯誤，認為：“共產國際在中國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就是忽視了反對中國黨內機會主義的錯誤，沒有在理論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對機會主義領袖加以清算和處理。因此，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是有責任的”。〔29〕
在領導具體工作時，他也是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策略。1929年10月29日，中共滿洲省委根據劉少奇的意見，下發《關於中東路斗爭問題給哈爾濱市委的指示信》，就指出在目前“須避免白色恐怖的摧殘，即是轉變群眾的斗爭方式及我們的工作方法，注意保密工作”〔30〕。1932年元旦，劉少奇以仲篪的筆名在《工運指南》第3期上發表《罷工的策略》一文，批評“左”傾冒險主義者“看不到罷工的困難，異常輕率地玩弄罷工”，使工人運動遭到失敗，認為“在不利的條件下，要善於適時地結束罷工，作有組織、有計劃的退卻”〔31〕。之后，在2月14日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時，他針對武裝暴動的問題，提出“實行武裝暴動，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條件不成熟”的觀點。〔32〕可以想見，在當時中共中央整體“左”傾的情況下，劉少奇的意見和觀點是多麼不順耳。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眼中，劉少奇就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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