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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當時的中共中央也有與共產國際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對於黃色工會和赤色工會的問題，中共中央有些同志認為不能在有政府工會或黃色工會的工廠裡建立紅色工會。這一觀點遭到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批評。中共中央對此也隻能接受。〔15〕中共中央有時也有不按共產國際命令執行的情況，卻往往是比共產國際更“左”的極端路線時期。1930年2月，蔣、馮、閻中原大戰開始。這使得中共中央對當時的形勢作出了激進的判斷。2月17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認為“現在全國大混戰又要爆發了”，“現在某一時期某一問題上都有可能爆發革命高潮”，從而把對當時形勢的估計引向到一個較為極端的方向。〔16〕當然，李立三也保持著某種程度上的清醒，如他在湖北省黨代會上，就明確批評了現在就是革命高潮、應該馬上組織暴動的觀點，等等。〔17〕但畢竟是個別情況，不具有普遍性。
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組織發展情況也是讓李立三路線可以執行下去的原因。1930年2月到6月，中共黨員人數從7萬人增加到21萬人。〔18〕這無疑讓中共中央相對更加亢奮，認為革命大有可為。7月18日，中共中央就致電（報）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共產黨為堅決將軍閥戰爭變為國內戰爭，決定在南京組織士兵起義，在上海准備總罷工，在武昌舉行暴動。”〔19〕
1930年7月27日，紅3軍團乘虛攻佔長沙，讓中共中央對形勢的估計更為激進。中共中央的舉措深為共產國際所反對。7月31日，共產國際遠東局按照共產國際的意思通知中共，認為中共黨組織過於薄弱等等，因此黨目前的暴動路線是盲目和脫離實際的。但中共中央於8月1日對此討論的結果卻是共產國際完全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速度，不理解具體形勢，認為應該繼續此前的暴動方針，並決定立即成立中央總行動委員會，統一指揮暴動准備工作。〔20〕向忠發甚至在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聯系會議上公開質疑遠東局的意見，他認為，如果遠東局認為政治局犯有嚴重錯誤，就應該停止政治局的工作。〔21〕不難想象，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組織的暴動遭受到了嚴重挫折。共產國際也在8月25日以電報形式對以李立三為主的中共這一時期的路線作出定性，認為是“最有害的冒險主義”〔22〕。
實際上，李立三犯的錯誤是“左”。而后來的王明則認為李立三的錯誤是右傾，是以“左”傾詞句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因此將“左”的錯誤繼續下去。可見王明比李立三更“左”，〔23〕卻依然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這本身就已經表明共產國際在這一時期是“左”性難改。受其領導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則大都是寧“左”勿右。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共頻頻出現“左”傾錯誤就不足為怪了。由此可見，中共中央的“左”，對判斷當時劉少奇行為的正確與否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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