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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回國的張聞天，不可能不接受和宣傳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一些錯誤判斷，也不可能不跟著“左”傾路線跑，並一度成為“左”傾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如在對第三黨、改組派等中間勢力的分析上，共產國際認為第三黨“是蔣介石和其他屠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劊子手的馴服工具”，與其斗爭“是黨的當務之急”﹔認為改組派“是妨礙工農革命運動徹底向前發展的主要危險”，必須“實行最堅決的斗爭”。張聞天接受了這個觀點，也認為“在反革命營壘中間，除了以武力屠殺民眾，以血與鐵來鎮壓一切革命運動的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外，還有一支比較更危險的軍隊，用反對蔣介石包辦的國民會議，主張‘真正民眾’的國民會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向蘇維埃進攻。這就是改組派，第三黨，人權派，托陳取消派與右派叛徒”。 這個觀點顯然是不對的，錯誤的主要根源是張聞天缺乏中國的實踐。
然而，張聞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不是抱著錯誤的思想和觀點不放，而是能主動地與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實踐中逐步修正自己的觀念。如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更加復雜的變化。張聞天在這紛亂復雜的形勢面前，沒有繼續抱著“中間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的教條不放，而是審時度勢，根據新的情況作出新的判斷。
更為可貴的是，張聞天勇於努力彌補自己“實踐”這條短腿。1931年初，他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就開始補實踐這門課，特別是1933年進入蘇區以后，更為他深入實踐進行調查研究提供了方便。也正是由於實踐，才使得他后來逐漸認識到了“左”傾路線的危害，逐漸認識到了毛澤東所提出的主張的正確性，也才使他后來在實踐中逐漸與博古、李德劃清了界線，而逐漸與毛澤東等站到了一起。當然，這也得力於他十分堅實的馬列主義理論根基。
剛剛進入中央蘇區的張聞天，在工作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毛澤東的影響，同時，他在工作中也自覺與毛澤東合作。而這一合作是與對“左”傾錯誤路線進行斗爭相聯系的。
那時，從臨時中央到蘇區中央局，總的來說對毛澤東不僅不重視，而且排斥、打擊。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常稱為贛南會議），毛澤東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份出席會議。這次會議對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爭論。
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是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幾個中心縣委書記也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
但是中央代表團卻堅持臨時中央8月31日的來信精神。這封臨時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總前委寫的長信，主要在軍事和土地問題上批評中央局，說他們犯有很嚴重的錯誤。信裡談道：中央蘇區容許地主殘余租借土地耕種，對待富農只是抽肥補瘦、抽多補少，是階級陣線不明﹔在軍事上紅軍還沒有完全拋棄游擊主義的傳統與團體觀念，這與紅軍已在進行的大規模戰爭和擔負著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任務是不相稱的。中央要求蘇區：必須迅速擴大根據地，必須向外發展，必須佔領一兩個頂大的城市﹔必須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貫徹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國際精神。
對於這封信如何貫徹，意見分歧很大。當時中央代表團認為，蘇區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擴大根據地，乘勝奪取中心城市，如贛州、撫州、吉安，然后擴大戰果，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勝利。
毛澤東卻認為，這是行不通的。因為紅軍在粉碎第三次“圍剿”后，從敵人方面來說，蔣介石正忙於應付全國高漲的抗日救亡的反帝運動，不會很快進行下一次“圍剿”﹔從紅軍方面來說，紅軍在第三次反“圍剿”中連續作戰，打得精疲力竭，急需休整和補充。另外，閩贛兩個蘇區之間還有七八個縣的一些土圍子被地主武裝霸佔著，當前的中心任務應是掃除土圍子，打通兩個蘇區，然后再打通贛南與贛東北兩個蘇區。而所謂中心城市則被蔣介石軍隊佔據，我們這個步槍鞭炮多，很少機槍重炮的紅軍，此時絕無戰勝攻取之可能。
毛澤東堅持“從容不迫地去打土圍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腦后”，或者說“比腦后還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
然而，會議不顧毛澤東的反對，通過了中央代表團起草的五個決議案。雖在原則上肯定紅軍取得粉碎三次“圍剿”的勝利，但重點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來信對中央蘇區的批評，並從各方面加以展開。
其一，在思想理論上，把毛澤東所堅持的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指責為“狹隘經驗論”。“紅軍中狹義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產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后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的前途上。”
其二，在土地革命問題上，認為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二七會議雖然反對了露骨的富農路線，雖然在土地問題上進了一步，但其‘抽多補少’ 、‘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斗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
其三，在根據地問題上，把“傍著發展”的正確方針當做保守來反對，要求中央蘇區“必須於最短時間內”同湘贛等蘇區貫通，“再進一步與贛東北與湘鄂贛邊蘇區貫通，這樣來擴大並鞏固蘇維埃根據地”。
其四，在軍事問題上，指責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提出：“紅軍中包辦一切軍隊行政的各級黨的委員會應即取消。各級黨的組織應當由各軍政治部管理。”並指責紅一方面軍保留著“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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