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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在最后還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在實際工作當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斗爭。”這實際上是不點名地對毛澤東進行批評。
會議還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意味著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的領導地位之外。然而，毛澤東所受到的排擠並沒有結束。
1932年1月中旬，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在葉坪召開。會上，中央代表團有的成員不同意毛澤東所作的對形勢的分析，以毛澤東 “太右”為由另選主持人。會后不久，毛澤東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到瑞金郊外紗華休養去了。
后由於贛州戰役失利，毛澤東被急召到前線。接著毛澤東指揮紅軍奪取龍岩，再次取得了漳州戰役的勝利。而臨時中央連續在4月14日和5月20日發出文件，嚴厲批評了贛南會議和蘇區中央局。毛澤東在漳州前線看到14日的信，於5月初復電蘇區中央局，指出：“中央的政治估計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
但是改組后的蘇區中央局在5月11日召開的會議上否定和批評了毛澤東的意見，表示同意和接受臨時中央的指示和批評，承認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政治形勢的估計，犯有極嚴重的一貫機會主義錯誤”﹔“須徹底糾正中央局過去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右傾機會主義是蘇區黨內的主要危險”。
當時毛澤東正在漳州前線，未能出席這次會議。毛澤東回到長汀，看見蘇區中央局5月11日的決議，十分不滿。他在9年后曾寫道：“6月回到長汀，見到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採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
5月20日臨時中央的指示指出：蘇區黨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對於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及進攻的路線，缺乏明確的肯定的指示”。指示還指責贛南會議以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也就是說，臨時中央認為贛南會議對毛澤東批評得還不夠。6月17日，蘇區中央局開會，討論中央5月20日的電示，承認中央的批評是正確的。
此時此刻，正在前方的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力薦下，擔任了第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可以名正言順地指揮作戰了。
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連克樂安、宜黃、南豐等地。然而，就在取得這些勝利后的下一步行動方針問題上，蘇區中央局與前線指戰員發生了分歧。周恩來、毛澤東等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將紅軍主力退卻到根據地內的東韶、洛口，隨后又撤至寧都以北的青塘一帶休整，以便尋找戰機。而在后方主持蘇區中央局的領導人卻不同意前方的布置，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上，尋機殲敵。但毛澤東等認為“出擊必須是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嚴重錯誤”。中央局認為毛澤東等貫徹的不是中央積極進攻的策略，而是在延緩作戰時間。
9月26日，毛澤東、朱德根據前方最高軍事會議的決定，發出了紅一方面軍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於是蘇區中央局十分生氣，恰好又收到臨時中央9月下旬要求要在敵軍“圍剿”前“擊破一面”的指示電，於是10月3日到8日，在寧都的小源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列席會議的有劉伯承。
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而中央局的一些成員，根據臨時中央歷次指示，批評前方“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會上還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
會上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后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周恩來承認前方確有以准備為中心的觀念，有等待傾向，但指出后方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后方。會議最后通過周恩來提議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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