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同時，臨時中央也於10月6日召開會議討論蘇區中央局的問題。會上博古批評道：“分散工作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在這裡澤東又表現他一貫的觀念，同時伍豪不能將自己正確路線與自己的權威與之作堅決斗爭，而表示沒有辦法，又暴露一次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同時還強調：“我以為應該做堅決的斗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名字，而與他的傾向在黨內作積極的斗爭，這因為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的威信。”
在這次會議上，張聞天也曾提到“澤東可調到后方做蘇維埃的工作”。這個意見與寧都會議作出的“澤東同志回后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的決定是一致的，是中央當時以“左”傾冒險主義為指導勢所必然，同時也是由於他剛回國，對國內特別是中央蘇區的各種情況不了解所致。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了紅軍。這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打擊，而且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在毛澤東受排擠之時，張聞天來到了中央蘇區。
1932年底，張聞天化裝成一個有錢的商人，在地下交通員的陪同下，登上駛向汕頭的客船。抵達汕頭后，又在那裡的秘密交通站上船，被送到大埔后秘密地坐船前往福建、廣東交界的游擊區，上岸后再由武裝交通隊護送。
張聞天到達瑞金是在1933年1月中旬，沒過幾天，陳雲、博古等也陸續到達。上海臨時中央總算安全地撤到了中央蘇區。
當時國民黨軍正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經過兩個月的激戰，紅軍竟然消滅了敵人兩個師，並在宜黃南部地區取得了第二個戰役的勝利，繳獲槍萬余支。此時的張聞天不能不思考：為什麼六屆四中全會后臨時中央直接領導的城市工作均遭到破壞，就連上海的黨中央也不能不被迫遷入中央蘇區？而毛澤東等開辟的革命根據地卻能不斷取得勝利，可此時的毛澤東卻被王明的錯誤路線排擠出了紅軍的領導崗位。
1月下旬，博古到達瑞金后即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有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張聞天、陳雲、劉少奇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出席。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選博古為書記、總負責人（據張聞天1943年整風筆記）。張聞天擔任常委兼中央局宣傳部長、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
這時張聞天是支持王明路線的，但中央對所謂的“羅明路線”的斗爭，使他的思想又一次產生了震動。
當時，新的中共中央局剛一成立，中央局領導人就以瘋狂的態度領導著粉碎國民黨第四次“圍剿”的斗爭，在2月8日作出的決議中，提出了“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借二十萬擔谷子”等任務。
從當時的情況看，這些任務顯然是過高過急了。為完成這些任務，他們又一次拿出慣用的“法寶”—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這次找到的典型是羅明。
羅明是開辟和堅持閩西根據地的老干部，時任閩粵贛省委（時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1932年夏秋，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已開始組織。十九路軍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已經會同廣東軍閥陳濟棠的部隊，從東部向閩西根據地進逼，很快佔領了龍岩全縣與永定、上杭的部分地區。閩西蘇區東部的局勢十分緊張。這時，毛澤東正在汀州（閩粵贛省委所在地）養病。他是1932年10月寧都會議被撤銷了紅軍總政委的領導職務之后，住進設在這裡的傅連暲主持的福音醫院的。恰好羅明因隨主力紅軍攻打漳州時跌傷腰部也在這家醫院開刀治療。在羅明傷勢好轉后，毛澤東曾同他進行了長談，並指出應在龍岩、上杭、永定邊區堅持武裝斗爭，開展游擊戰，牽制和打擊十九路軍，這對於粉碎第四次“圍剿”，保衛中央蘇區是十分重要的。
羅明出院后，立即召開省委會議進行傳達。大家表示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並決定派羅明擔任駐上杭、永定、龍岩邊區的全權代表，直接領導杭、永、岩邊區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爭。1932年底至1933年初，羅明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和省委的決定，有效地完成了任務。
中共中央局成立以后，接連下達“猛烈擴大紅軍的指示”，限時限刻要求地方輸送大批新戰士補充紅軍。為完成擴紅任務，杭、永、岩被迫把縣獨立團、區獨立連、獨立排連人帶槍編送到紅軍主力。地方紅軍得不到補充，敵人便乘機向邊區進攻。這就嚴重影響了處在戰爭前沿的邊區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邊區干部和群眾對能否保衛邊區產生了悲觀消極的情緒，對在邊區如此猛烈地擴紅也有意見。羅明即接連給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1月12日）和《關於杭永情形給閩贛省委的報告》，坦率地反映了當地的情況和自己的意見。羅明認為：“猛烈地擴大紅軍”並將地方武裝連人帶槍整體抽走，已經造成脫離群眾的惡果。對邊區與中心區應該有所區別，擴大紅軍應以長汀等蘇區內地為中心和重點。
早在1932年二三月間，羅明奉調上海時，張聞天就同他討論過福建省委工作，並共同草擬過中央給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可能是曾經過問過福建省委工作的緣故，張聞天剛將《斗爭》與《紅色中華》的事理出頭緒，就被派到汀州檢查工作，貫徹2月8日的中央決定。在那裡，張聞天聽取了省委的匯報，省委也將羅明寫的上述意見和報告轉交給了張聞天。
以博古為首、包括張聞天在內的中央局領導，對於羅明從邊區實際出發提出的意見，不僅沒有引起重視，反而把它看做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典型，抓住它發動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剛剛創刊不久的《斗爭》的第三期成了反“羅明路線”的專號。
張聞天一開始就參加了博古導演的這場錯誤的黨內斗爭。他在博古報告之后兩天，寫成了《什麼是羅明同志的機會主義路線？》一文，同中央局的決定、博古的報告一起發表在《斗爭》第三期上。文章的口徑同博古一致，認為“羅明路線”是在敵人大舉進攻面前“悲觀失望退卻逃跑的情緒的具體表現”。張聞天指出羅明反映的閩西東部邊區干部群眾的思想動態與當地的實際情況勾畫了“一幅充滿悲觀失望妥協投降的圖畫”。他認為羅明分析的“目前問題的中心”是在於“黨沒有很藝術地來領導武裝斗爭”，主張“依靠我們現在的所有的武裝力量”，“組織和發展勝利的武裝斗爭”，哪怕是很小的勝利也好，來提高群眾的情緒和斗爭，“是機會主義者的胡說”。張聞天還嚴厲批評閩粵贛省委大多數同志對“羅明路線”斗爭不堅決，是採取了“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無異於向“羅明路線”“妥協與投降”。中央局的決議和博古的報告為這場錯誤的反右傾斗爭確定了基調，進行了動員和部署﹔張聞天的這篇文章則從“事實”與“理論”兩方面為這場斗爭提供了依據。
在反“羅明路線”的斗爭中，張聞天並不是主角，但在開始階段他參與了領導。3月下旬，他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會昌、尋鄔、安遠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和結論。當時，鄧小平任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他反對用削弱地方武裝的辦法來擴大主力紅軍，而主張由群眾武裝到地方武裝再到主力紅軍﹔反對同敵人硬拼，主張“堅壁清野”、“誘敵深入”。而在不久前，在進行“圍剿”的粵軍攻擊下，尋鄔縣蘇區不幸失陷。於是，鄧小平被輕率地指責為同羅明一樣“表現對群眾力量的悲觀失望的估計”，“表現了張皇失措與退卻逃跑”。在張聞天指導下的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於3月31日作出決議，批評會、尋、安三縣“過去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之下”，執行了“純粹的防御路線”為特征的“江西羅明路線”。從指責會、尋、安三縣的工作擴大到江西其他各邊區縣委，掀起了一場以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
這場斗爭發動起來之后，張聞天的精力轉向政府工作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