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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的第一個對象是勞動政策。當時蘇區執行的《勞動法》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和“左”傾中央為“一蘇”大會起草的。這個法令規定了許多脫離蘇區實際的過左的條文，它的執行實際造成了師傅帶不起徒弟、業主負擔不起職工“福利”而停業的種種不良后果。針對這種情況，張聞天於1933年4月，即進入蘇區不到3個月，寫了《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一文。這篇文章舉出許多事實，尖銳地批評了蘇區實際存在的過左的勞動政策，指出：“在目前用把‘資本吃完了再說’的政策，結果必然使蘇維埃經濟凋零，使工人失業，使工人的生活惡化。這種政策實際上是代表一部分落后工人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代表一部分工人眼前的狹窄的工團主義的利益。”它明確號召“必須同那些不顧任何情形企圖完全機械地執行《勞動法》的‘左’的傾向做斗爭”。 值得注意的是，批評的許多方面都指向《勞動法》本身。文章一開頭就寫道：“這一為了大都市大生產所訂立的《勞動法》，在經濟上比較落后的蘇維埃區域內，是不能完全機械執行的。” 並最后得出結論：《勞動法》本身也應該有很多的修改。如果拿張聞天的這篇文章，同他一年多以前在上海所寫的籠統地歌頌《勞動法》的文章相比，是可以看出張聞天的認識向著接近蘇區實際方面變化的蹤跡的。《勞動法》后來也確實做了某些修改。1933年10月15日，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重新頒布《勞動法》的決議，新的《勞動法》改變了原來某些不切實際的條文。
批評的第二個對象是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繼上述《檢閱》一文之后，張聞天在同月又寫了一篇文章《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分析了蘇區經濟的情況和特點，闡明了黨應該採取的經濟政策。他的這一文章是針對如何對待私人資本主義問題的，在這個問題上，張聞天與博古也存在分歧。博古在1933年4月15日曾發表了《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 一文，文章雖指出不能容忍“過早的社會主義的辦法”，但是強調要“堅決地無情地”反對對工人利益的漠視，以及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而且指出，“資產階級將成為我們當前的唯一的最主要的敵人”。張聞天在文章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強調：“蘇維埃政權在目前並不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還容許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用許多辦法來吸引與鼓勵資本家的投資。”他認為：“當蘇維埃政府沒有力量經營國有的大企業，那麼利用私人資本來發展蘇維埃經濟，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 。接著，針對當時蘇區存在的企圖消滅私營工商業的極左傾向，張聞天在同年5月26日寫的《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斗爭》一文中尖銳地批評說：“這不但是愚蠢，而且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在中國革命目前的階段上，我們不能不有資本家。我們隻能經過蘇維埃政權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勞動法》的執行與工人階級本身的斗爭，限制資本主義的剝削，但不能武力消滅資本主義與它的剝削。這種企圖，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具體表現，對於中國革命是極端有害的。”
應該說，張聞天與其他同犯“左”傾錯誤的人相比，覺悟得早，擺脫得快，改得徹底，並在犯錯誤的同時，又對“左”傾路線進行過批評和抵制，從不自覺到自覺，積小變為大變，由部分質變到根本質變，並最后站到了毛澤東一邊。
張聞天能夠這麼快地認識到“左”傾路線的危害，並由提出不同的意見、抵制到公開反對，與毛澤東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1934年9月26日，張聞天就得益於毛澤東關於戰略議論的生動啟示，運用馬列主義軍事戰略思想，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錯誤問題進行了思考，撰寫了有獨到論斷的戰略論文《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不僅否定和批評了“左”傾戰略方針，而且圍繞“轉移”提出了一系列的戰略思想。
在論述轉移的必要性時，張聞天說要“依照當時的具體環境而決定採取進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卻的斗爭方式”。
在這篇文章中，張聞天從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高度闡述了革命戰爭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他說道：“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而不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完成的。”
不過，張聞天這一時期還沒有從路線上認識到“左”傾的錯誤，因而不但在批評極左的文章中總還要或多或少地重復“右傾是主要危險”的提法，而且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例如在“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左”傾的革命形式估計上，還沒有能有所覺悟。盡管如此，他在這一系列具體政策上對極左的批評，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對事實、對群眾的尊重。他曾經在這個時期這樣寫道：“如若我們黨自己犯了錯誤，如若黨與群眾之間發生了沖突，黨的政策不能代表群眾的利益的時候，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黨能夠不顧一切而堅持自己的錯誤嗎？”“在這種情形之下，黨如果還要做群眾的領導者，那他必須重新考慮他的政策，修改他的政策，承認自己的錯誤。” 他對一部分極左政策的批評，反映出他后來轉變的端倪，同時也為后來在長征途中與毛澤東、王稼祥等共同提出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打下了思想基礎和實際基礎。
不過，博洛之間更大的分歧產生在福建事變前后，也正是這一事件使“博洛矛盾”從暗的分歧發展到了明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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