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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初，毛澤東連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的辦公地點和住處從原來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同毛澤東在一處辦公，住的院子也緊靠在一起。共事增進了彼此的了解，他們之間逐漸接近起來。
張聞天不但在他主編的《斗爭》上連載毛澤東的兩個農村調查報告《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並且也按毛澤東調查研究的精神，研究基層蘇維埃的工作。
1934年4月，標明“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出版了。這是毛澤東的《鄉蘇維埃怎樣工作》和張聞天的《區蘇維埃怎樣工作》的合集，當時被贊譽為 “蘇維埃工作經驗的結晶，寶貴的指針”。 這本書的出版可以看做是張聞天和毛澤東開始合作的一個標志。
張聞天主持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總要請毛澤東來參加指導，特別是關於對根據地經濟工作的領導，張聞天非常重視毛澤東的意見，經常叫下面的同志向毛澤東請示匯報。由於工作關系，兩人曾對許多重要問題進行多次細談，張聞天都很認真地聽取毛澤東對形勢的分析，誠懇地接受意見。在當時，由於他處處維護和支持毛澤東，曾受到一些人的譏笑，但他總是說，“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
正如張聞天所敏感地意識到的，讓他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實際是把自己排擠出了黨中央領導核心層，也是用這種安排來排斥毛澤東對政府工作的領導。張聞天為人正派，他並沒有按博古等的意圖去做。他採取同毛澤東合作、對毛澤東尊重的態度。張聞天就職以后，同毛澤東長談了好幾次，傾聽毛澤東移交工作的談話。經濟工作本來不是毛澤東管的，張聞天接任以后，還是讓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經常向毛澤東匯報和請示，毛澤東還是參與了經濟工作方面重大問題的決策。
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關系逐漸密切起來。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后，黨中央遷到雲石山，中央軍委遷梅坑。毛、張的住處都一起搬到了雲石山上的一座小廟—雲山古寺裡。堂屋的一側廂房住著毛澤東與賀子珍一家，另一側就是張聞天的房間。他們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毛澤東1934年9月在於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贛南省委給張聞天打電話求助，他立即派傅連暲從瑞金星夜趕去診治。
當然，促使張聞天同毛澤東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他們對不少問題的看法比較接近，對黨內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
張聞天進入中央蘇區以后，在實際工作中的許多重要問題上同博古產生分歧。“博洛矛盾”的發展導致張聞天在組織上受到排擠。張聞天是在長征即將開始時才從閩贛回到瑞金的。這時，長征前的一切准備工作都已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張聞天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裡很不滿意” 。毛澤東從於都回到瑞金比張聞天還要晚，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更差。張聞天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澤東的心裡已經是郁積多年了。眼看反“圍剿”戰爭失利，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國土，他們心中都充滿了抑郁、憤懣。出發前一天，張聞天同毛澤東坐在雲山古寺前黃槲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張聞天把心中的不快全都向毛澤東談了出來。張、毛之間的這次坦誠談心，使他們的接近與合作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張聞天從思想認識、方針政策以至策略路線方面逐步掙脫“左”的桎梏的過程，也是同“左”傾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的分歧產生、發展的過程。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生在對於“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也即關於統一戰線策略變化的認識上。
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和中間勢力的變化，中華蘇維埃和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發表了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的宣言。這個宣言體現了人民戰爭的思想，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正確的。
可宣言發表后，總書記博古仍堅持教條主義的態度，認為“資產階級是永遠反革命的，決不可能再來參加革命”，因而把體現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這個宣言當做“兒戲”。
張聞天卻堅決擁護這個宣言，不同意博古的意見。進入蘇區以后，張聞天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他在《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與反機會主義的斗爭》一文中對統一戰線問題提出了深刻的見解。他認為我黨提出的那個宣言絕不是“兒戲”，絕不是“宣傳口號”，“而是深思熟慮的政治行動”。他曾嚴肅地說：“宣言不僅是宣傳的口號，也是行動的口號，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是張聞天同博古的又一個分歧點。張聞天在這個時期仍是中央的負責人之一，1934年六屆五中全會上還被正式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並在同年召開的二次“全蘇”大會上被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同前一段不同的是，他不但較廣泛地接觸了蘇區的實際，而且親眼看到了蘇區在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中所暴露的問題。他在這一時期撰寫的一批以批評極左現象和極左政策為主題的文章就表現了他的思想變化。
這些文章共有八九篇，不僅在數量上超過了以反對所謂右傾為主題（反“羅明路線”等）的文章（三四篇），而且批評的范圍也較為廣泛，涉及一系列具體的方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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