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洗塵》，梁衡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一
毛澤東智慧超群，膽識過人，一生無論軍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驚人之筆，讓人永玩味無窮。但有一筆更為驚人，只是惜未能實現。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說：“如有可能，我就游黃河、游長江。從黃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質學家、生物學家、文學家，隻准騎馬，不准坐卡車，更不准坐火車，一天走60裡，騎馬30裡，走路30裡，騎騎走走，一路往昆侖山去。然后到豬八戒去過的那個通天河，從長江上游，沿江而下，從金沙江到崇明島。國內國際的形勢，我還可以搞，帶個電台，比如，從黃河入海口走到鄭州，走了一個半月，要開會了我就開會，開了會我又從鄭州出發，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務。我很想學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的專列過濟南，他對上車看他的舒同、楊得志說：“我就是想騎馬沿著兩條河走，一條黃河，一條長江。如果你們贊成，幫我准備一匹馬。”1961年3月23日毛在廣州說：“在下一次會議或者什麼時候，我要做點典型調查，才能交賬。我很想恢復騎馬的制度，不坐火車，不坐汽車，想跑兩條江。從黃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發源地，然后跨過山去，到揚子江的發源地，順流而下。不要多少時間，有三年時間就可以橫過去，頂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個秘書調往陝西，他說：“你先打個前站，我隨后騎馬就去。”1972年，毛大病一場，剛好一點，他就說：“看來，我去黃河還是有希望的。”可見他對兩河之行向往的熱切。
自從看到這幾則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澤東真的實現了騎馬走江河，該是什麼樣子？
這個計劃本已確定下來，大約准備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從騎兵部隊調來的警衛人員也開始在北戴河訓練。也已為毛澤東准備了一匹個頭不太大的白馬，很巧合，他轉戰陝北時騎的也是一匹白馬。整個夏天，毛的運動就是兩項，游泳和騎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發“北部灣事件”，美國入侵越南。6日晨，毛遺憾地說：“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黃河這次是去不成了。”
這實在是太遺憾了，是一個國家的遺憾、民族的遺憾，中國歷史失去了一次改寫的機會。按毛的計劃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兩河歸來，已是1969年，那個對國家民族損毀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遲發生，甚至避免。試想一個最高領袖深入民間四年，將會有多少新東西涌入他的腦海，又該有什麼新的政策出台，黨史、國史將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新版本？一個偉大的詩人，用雙腳丈量祖國的河山，“目既往還，心亦吐納”，又該有多少氣勢磅礡的詩作？
我們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勢，那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績已有不少，教訓也有一些，黨又一次走在將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當時我們已犯過的幾個大錯誤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難。這時全黨已經開始心平氣和地看問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中央承認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錯誤，毛澤東也做了自我批評。形勢已有了明顯好轉。原子彈爆炸，全國學大寨、學大慶、學雷鋒、學焦裕祿，國力增強，民心向上。但是從深層來看，對這些錯誤的根源還沒有從思想上徹底解決。就像遵義會議時，從行動上和組織上已停止了“左”傾的錯誤，但真正從思想和路線上解決問題，還得等到延安整風。急病先治標，症退再治本。當時黨和國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時。毛澤東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騎馬走兩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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