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自17世紀開始形成“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並以其為單位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國際秩序。清政府雖然對此並無自覺認識，卻因在客觀上與這種全然不同於周邊藩屬的西方民族國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國名與之相對，“中國”便為首選。這種國際關系最先發生在清——俄之間。俄國沙皇彼得一世遣哥薩克鐵騎東擴，在黑龍江上游與康熙皇帝時的清朝遭遇，爭戰后雙方於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條約開首以滿文書寫清朝使臣職銜，譯成漢文是“中國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與后文的“斡羅斯（即俄羅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對應。康熙朝敕修《平定羅剎方略界碑文》，言及邊界，有“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等語，“中國”是與“鄂羅斯”（俄羅斯）相對應的國名。
如果說，17世紀末葉與俄羅斯建立條約關系還是個別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華夷秩序”框架內處理外務，那麼，至19世紀中葉，西方殖民主義列強打開清朝封閉的國門，古典的“華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國家秩序”所取代，“中國”愈益普遍地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義逐漸淡化。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兩國來往照會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華”、“中國”等多種提法，而“中國”用例較多，如林則徐《擬諭英吉利國王檄》說：
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
以“中國”與“外國”對舉。與英方談判的清朝全權大臣伊裡布《致英帥書》，稱自國為“中國”，與“大英”、“貴國”對應，文中有“貴國所願者通商，中國所願者收稅”之類句式﹔英國欽奉全權公使璞鼎查發布的告示中，將“極東之中國”與“自極西邊來”的“英吉利國”相對應，文中多次出現“中國皇帝”、“中國官憲”、“中國大臣”等名目。而文“中國”正式寫進外交文書，首見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簽署的中英《江寧條約》（通稱《南京條約》），該條約既有“大清”與“大英”的對稱，又有“中國”與“英國”的對稱，並多次出現“中國官方”、“中國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國”名義與外國簽訂條約，如中美《望廈條約》以“中國”對應“合眾國”，以“中國民人”對應“合眾國民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