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科學處理“群眾鬧事” 

科學處理“群眾鬧事”

1950年8月18日，鄭州搬運公司因部分搬運工人不滿有關負責人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失誤，加上壞人煽動，發生了圍攻、扣押公司經理、割斷電話線、哄搶槍支、砸毀辦公室的事件。

劉少奇在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立三等人匯報此事的簡報上批示：“此等事值得嚴重注意。工會中的官僚主義是產生此等事件的原因和應有的懲罰。望通告各地注意。最好能派人到鄭州去加以徹底處理。”

這一時期，劉少奇還著重研究了工廠管理和工會工作，閱讀了大量文件資料，1951年五六月間寫了《讀鄧子恢和高崗兩篇文章的筆記》，指出國營工廠中在階級矛盾消滅以后，還存在著“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必須分清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並且“用同志的、和解的、團結的辦法來處理”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他說：“如果把這種矛盾看成是一種敵對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因而採取一種敵對的不妥協的態度去對待，那就在根本上犯了錯誤。”此文后來以《國營工廠內部的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為題編入《劉少奇選集》，可以說是我們黨內論述人民內部矛盾和社會主義時期工會工作最早的文獻之一，也是劉少奇后來認識和解決其他領域群體性事件的思想基礎。

195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登上沿京廣鐵路南下的列車。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對1956年下半年以來某些地區出現的工人、農民、學生“鬧事”問題（即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群體性事件”）進行調研。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們為什麼鬧事，如何才能使他們不鬧或少鬧，對那些鬧事群眾採取什麼政策。當時，新中國的發展正處於承前啟后的關鍵時期。一方面，經過7年的努力，人民民主專政已經相當鞏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中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正在蓬勃展開﹔另一方面，市場卻出現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的情況，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有一萬多名工人罷工，一萬多名學生罷課。批評的意見、不滿的言論也漸次多了起來。這其中固然有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外因的影響，但內因則是國內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討論思想動向問題。毛澤東分析了一年來國內外形勢和黨內外思想動向，提出一個問題：“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會后，劉少奇決定抽調全國總工會、團中央等部門的同志，組成一個調查組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

劉少奇行前即已估計：“群眾怪我們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我們有官僚主義，二是我們的政策有錯誤。當然，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敵我矛盾。”這一看法也在隨后的調研中得到了印証和充實。

在這次5省調研中，2月28日至3月6日，劉少奇先后來到河南省新鄉、鄭州、許昌等地視察工作。他聽取了河南省委、省直有關部門和部分地、市、縣委的工作匯報，並就正確處理人民“鬧事”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在新鄉視察時，他肯定“包工包產”責任制有利於調整農村生產關系，有利於發展農村生產力，有利於鞏固集體所有制。

一到新鄉,劉少奇一行就聽說該地發生了一件非常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一個小工廠100多名職工參加了罷工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