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科學處理“群眾鬧事” 

在對事情的性質判斷上，劉少奇指出，“國內主要的階級斗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或者說基本上解決了。現在人民內部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並進一步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是大量地表現在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更確切地講，是表現在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矛盾這個問題上。”在河北石家庄，當地同志向他詳細匯報了工人、學生參加的14起“鬧事”的情況后，他認為：“主要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突出了，階級的矛盾降為次要的矛盾。這是新的情況。群眾起來鬧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糾正我們的官僚主義，糾正我們的錯誤。”稍后，他在河南省干部大會上作報告時，結合此前發生的新鄉國營一一六廠工人“鬧事”問題，再次強調：“人民內部的矛盾，主要地表現為領導機關和人民的矛盾，更確切地講，是人民和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的矛盾。要利用人民鬧事來教育我們的干部，教育群眾，教育我們黨。所以對鬧事不要馬馬虎虎，要認真處理。”

在對“鬧事”原因的總結上，劉少奇除了指出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外，還強調：“人民內部矛盾還特別表現在分配問題上面。”這也是他對群體性事件性質的獨到分析。在1956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從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角度著重談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關心人民生活的問題。這與陳雲等人當時強調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與平衡有契合之處，即都是由政治角度轉換到經濟角度去觀察和解決建設時期出現的矛盾和問題。這種思路也自然延伸到對群體性事件的思考上。同年3月24日，劉少奇在湖南省干部會議上就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反映了生產力跟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層建筑跟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是永遠存在的，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還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會裡，這兩個矛盾主要表現為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社會裡，這兩個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了，分配問題就大量地、突出地產生出來了。”劉少奇以其多年從事工運工作和領導經濟建設的經驗，加上深入的理論研究而練就的敏銳眼光，較早地看到了新形勢下新問題的焦點———分配問題，即人民內部各個階層的具體利益協調問題。事實說明，絕大多數“鬧事”是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的反應。如果再加上當地領導的官僚主義、漠不關心甚至與民爭利，長期積累的怨恨就會以群體性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

在對解決問題辦法的探索上，劉少奇認為要誠心誠意同人民群眾商量、討論，解決他們的問題，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由此，劉少奇主張以黨內“整風”作為解決“鬧事”的方法。就在劉少奇在上海發表《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當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劉少奇還清楚地認識到，“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能夠用過去解決階級矛盾的辦法，必須用新的辦法，新的方針，新的路線”。針對分配問題引發的利益沖突，他研究了毛澤東提出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各方面利益的意見，指出：“必須按照按勞付酬的原則，公平合理地分配人們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以促進生產力的順利發展。要很好地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工人與農民的消費比例、國家預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投資比例、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等全社會中的分配問題。”可貴的是，劉少奇的思索並未就此停止，還進一步延伸到與分配問題相關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上。為了促進統籌兼顧，使得各方面合理利益得到更多的滿足，他開始設想利用自由市場和擴大企業自主權來增加社會主義經濟的多樣性和靈活性。“一方面自由市場可以補充當前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幫助我們在經濟上搞多樣性和靈活性”，“地方、企業以及個人必須有一定范圍的經濟活動的自由，沒有這個自由，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可能有多樣性和靈活性”。

劉少奇以深厚的理論素養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結合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對如何看待、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從將群體性事件或者說“群眾鬧事”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到具體分析官僚主義領導方式與人民利益的矛盾，再到深入一步揭示其經濟原因———分配問題，由此引向探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計劃與市場關系之路，劉少奇形成了一條清晰的探索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