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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到20世紀60年代初，內地對港澳市場供應的相關政策和制度已趨成熟。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建立后，對港澳供應的貨源得到保障，形成長效機制，不再依靠一時的外貿突擊運動﹔配額管理制度完善后，達到了均衡供應的目標，確保了港澳市場物價的穩定。由於運作順暢，有關部門和外貿人員已可輕鬆駕馭內地計劃經濟與港澳市場經濟並存的局面。
隨著相關政策趨於成熟，對港澳市場供應逐步成為一項國家行動和系統工程，形成多個部委，多個省、市、自治區承擔的“舉國體制”。統籌對港澳市場供應工作的協調單位，由華南外貿分局和外貿部駐廣州特派員辦事處，提升至外貿部乃至國務院層級。1959年1月25日，毛澤東對新華社關於內地對香港副食品供應量銳減的報道批示：“此件有用”，並指示鄧小平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一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頁。）周恩來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后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政治任務。”（轉引自徐曰彪：《為順利解決香港問題奠定扎實基礎——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與香港回歸》，《人民日報》1997年6月24日。）分管財經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亦多次主持召集各省協調會，對港澳供應工作作出具體部署。
1962年，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外貿部和鐵道部為適應供應港澳鮮活商品“優質、適量、均衡、應時”的要求，共開通了編號為751、753及755的三趟快車，分別自上海、鄭州、武漢三地始發，每日滿載供港鮮活商品，經深圳運抵香港。這就是通稱的“三趟快車”。此前，內地輸港鮮活商品靠零散貨物列車運送，運載時間長，作業環節多，線路不固定，設施不配套，因此沿途活畜禽死亡率高，鮮果時蔬腐爛多。“三趟快車”開行以后，鐵路部門制訂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一保（保車源）三優先（優先配車、優先裝貨、優先挂運）”，除了中途加水外沿途不停。“三趟快車”的開行，擴展了對港澳市場供應的范圍。由此，內地除西藏、寧夏以外的其他省、市、自治區，共同擔負了對港澳鮮活冷凍商品的供應任務，標志著對港澳供應的“舉國體制”最終確立。
“東深供水工程”的興建，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港澳同胞的深情厚誼，凸顯了祖國對於港澳地區經濟與社會長期繁榮穩定所起的重大作用。1960年，廣東省寶安縣建成深圳水庫后，港英政府請求廣東給香港供水。經周恩來同意，粵港雙方簽訂協議，廣東每年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米。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香港嚴重缺水，廣東除允許香港派船隻到珠江口免費取用淡水外，還同意由深圳水庫增加供水317萬立方米，並決定興建“東深供水工程”，從東江引水供給香港。1965年工程完工后，基本解決了香港的用水困難。
內地對港澳供應體系和政策的基本成熟，增強了中國的出口創匯能力。中蘇關系破裂后，加上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我國外貿出口總額從1960年起連年下降，至1962年降為26.62億美元，比1957年下降了14.18%，年均下降3%。（參見裴長洪主編《共和國對外貿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頁。）但對港澳出口額卻持續上升，1960年明顯好於1959年，1962年超過了1958年的最高水平。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港澳出口佔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為10%左右，1959年甚至隻有8.45%。但到1962年，這一比例超過15%，1964年超過20%，1968年達到25.3%。
以舉國體制為特征的內地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符合港澳地區經濟轉型升級的新要求。20世紀50年代末以后，港澳特別是香港經濟騰飛和產業結構升級，進口需求急劇增長，廣大港澳市民對生活用品也有了新要求。例如過去每當鮮活商品供應不足時，一般市民多以干貨和臘味為替代品，但后來難以滿足一般市民的需求。而廣東提供港澳市場農副產品的珠三角地區，自然條件幾乎與港澳一致。每當香港自然災害發生，珠三角的相關產品也同時因災減產。在這種情況下，內地對港澳市場的供應成為交通（特別是鐵路）、商業（供銷合作社）、糧食、氣象、農林水等各部門共同參與的系統工程。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的基本成熟，對於中國政府開展港澳工作有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廣大港澳同胞養成了樂用內地商品的習慣。對港澳地區的穩定供應，事關廣大普通民眾的生活。這項工作做得好，有利於新中國爭取民心民意，並借機對港澳同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同感。這有助於加強內地與港澳之間的聯系，為日后港澳回歸祖國准備了條件，有利於在港澳地區開展經濟外交和國際斗爭。
“文革”期間，對港澳供應工作受到了極左路線的干擾和破壞，黨內健康力量也進行了反干擾、反破壞的斗爭。可以說，從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至1978年改革開放之間的十余年，正是因為有了比較成熟的政策措施，對港澳供應工作才能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得到很好的堅持、完善乃至發展。
〔作者唐富滿，華南師范大學思政中心副教授，廣東廣州 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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