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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國政府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和政策基本成熟的歷史考察（1959—1966）
﹝摘 要﹞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於“大躍進”運動和浮夸風等的影響，內地對港澳供應面臨嚴重困難。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採取強有力措施，克服了貨源不足的問題，迅速恢復了對港澳市場的穩定供應﹔同時堅持標本兼治，建設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完善配額管理制度。隨著相關政策趨於成熟，對港澳市場供應逐步成為一項國家行動和系統工程。“文革”期間，正是因為有了比較成熟的政策措施，對港澳供應工作才能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得到很好的堅持、完善乃至發展。
﹝關鍵詞﹞ 港澳市場﹔中國政府﹔供應體系﹔出口商品生產基地﹔配額管理制度
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中國經濟特別是外貿出口面臨新的嚴重困難。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對港澳市場的供應，逐步探索出成熟的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和政策措施。對此，現有學術成果或偏重於對“三趟快車”和“東深供水工程”等宏觀層面和重大事件的分析，或從經濟角度集中分析出口創匯問題，綜合考察比較少。本文擬在解讀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結合新中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貿易的實踐，就內地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和政策措施的基本成熟作一系統的歷史考察。
一
新中國成立伊始，對港澳市場的出口供應工作，就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50年代，為了確保外貿出口貨源，中國政府在處理內外銷關系上，逐步明確了“內銷服從外銷”的方針政策。1954年7月，由陳雲起草的中央文件明確規定：“關於商品內銷和出口的關系，除糧食、油料等物資特殊規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資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內市場的銷售應服從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類，應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証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盡先出口，多余的供國內市場銷售。”（《陳雲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這樣，內銷服從外銷成為對外貿易的方針政策之一，在事實上也充當了外貿部門爭取貨源的“尚方寶劍”。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央明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方針，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內銷服從外銷”的方針。1958年12月，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在廣東省外貿工作會議中強調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國內市場為主，國外市場為輔”。他說：有的同志喜歡把進出口擺在第一位，這是錯誤的。進出口的重要性絕不能超過六億五千萬人口之上。“搞出口，不能和國內自力更生需要的東西抵觸。”（《對外貿易部葉季壯部長在廣東省外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2月16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5—1—492。）這種變化給外貿出口造成了一定困難。據廣東省佛山地區外貿系統的基層工作人員反映：這一方針提出后，該區的生豬、三鳥、蛋品都不出口，塘魚也有所減少，水果、蔬菜、木蓍、澱粉也減縮出口。原先主要供應出口的小土產也強調內銷為主。因此感到方針政策是變了。也有人說，即使方針政策不變，但實際情況是變了。有的認為，當前提出內銷為主、外銷為輔這個方針，對我們爭取貨源是很不利的，年度計劃也不好制訂了，銜接貨源時，人家就說，現在是內銷為主了。（參見吳康年：《內銷為主、外銷為輔的問題》（1959年1月3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4—1—74。）
而“大躍進”運動的負面影響，使得對港澳供應的農副產品貨源問題更加嚴重，且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無法得到解決。“大躍進”運動期間，全國各行各業競放“衛星”，導致畝產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全國還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農村勞動力短缺，大量成熟的庄稼爛在地裡沒有收入倉，導致豐產不豐收。另一方面，受浮夸風的影響，外貿部門對於貨源問題盲目樂觀。這不僅導致外貿出口計劃過於“躍進”，而且造成嚴重的浪費。1958年冬，內地蔬菜水果對香港的輸出，部分口岸在某些品種上大量集中，以致市場銷售價格大幅度下降，甚至銷售不完而積壓腐爛。例如，全國果菜會議安排廣西10月份對港輸出板栗為150噸，而實出591噸﹔11月份輸港配額100噸，1—9日即出200余噸。香蕉是廣東單一出口的商品，10月份出口實際5274.3噸，為安排數的159.32%，雖然降價銷售，但仍不能每次銷清，以致積壓腐爛，11月上旬到港仍達2918.6噸。對此，廣州特派員通電有關各省不得“隻注意本口岸數量上的增相輸出”，要求掌握均勻發運。（參見《當前對香港出口水果蔬菜發運工作上的幾項問題》（1958年11月15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5—1—496。）農副產品的出產總量是有限的，前期的冒進和浪費預示著新一輪貨源不足的周期將要來臨。
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8年末至1959年初，內地對港澳市場主要副食品的出口供應，都無預警地出現短缺性危機。如澳門方面，據南光公司報告，自1958年12月至1959年2月初，豬肉、家禽、塘魚及蔬菜等鮮活副食品晚到或無到，市場呈現緊張，不能滿足市場需要。（參見南光公司：《1958—1959年度我臘味對澳出口情況資料》（1959年4月4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4—325—1。）據廣東省委反映，各地對港澳副食品出口的供應情況不大好，主要是各地都未能完成供貨計劃。按照中央分配的配額數字，各地1959年2月份完成情況很不理想：廣西家禽僅完成8.32%﹔湖南生豬完成35.72%，家禽8.45%﹔福建生豬完成35.96%，牛1.6%﹔湖北家禽完成0.6%。3月份的情況更糟：廣西生豬完成34.75%，家禽7.11%﹔湖南生豬完成33.84%﹔福建生豬完成20.45%，牛9.6%。（參見《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頁。）
由此可見，截至1959年，中國政府對港澳市場的供應體系與政策措施尚未成熟，無法做到充足而均勻地供應。以上危機的涌現，亟需一套完整而成熟的制度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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