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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年譜(1949—1976)》選載之三: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 糾“左”的努力

■ 中央文獻研究室
2013年04月12日08:3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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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六十六歲

1月26日—2月2日 在北京主持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主要討論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當前生產和市場安排問題。

1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由鄧小平作報告,毛澤東不時地插話。在鄧小平講到武昌會議上主席講過鋼一九六二年搞到五千萬噸時,毛澤東說:那就了不起了。五年計劃,一年增加一千萬噸,能不能搞這樣多,我還懷疑。在鄧小平講到基本建設項目,北戴河會議提出一千八百多大項,武昌會議減為一千六百三十九項時,毛澤東說:減得不多。在鄧小平講到搞高潮的一套辦法要揀起來,搞得轟轟烈烈,不要太冷,要熱時,毛澤東說:鄭州會議以后就壓縮空氣,到現在壓了兩個月了,我看再也不能壓了。當然,有缺點還是要批評,那種批評也不能叫做壓,但根本上現在要鼓氣。

2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並講話。毛澤東說:在高潮中有些人對一些事情懷疑,不足為奇,年年會有的。我們做這麼大的事情,動員這麼多人,又出了這麼多缺點,要人家不講壞話,怎麼能行呢?最近這兩個月,我們還是實行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不要改,也沒有哪個提議來改總路線。四大指標要保証,其他指標都要保証,個別的加以調整是必要的。多一點、快一點總是好。同時,還要好、省,要照顧質量。現在有幾個方面的失調,大量表現的就是副食品、日用百貨、原材料等不足。工業方面有些東西沒有收上來,農產品未收上來,棉花也未收齊。指標問題,原則是這樣:經過努力能夠做到的,一定要做到﹔經過努力還做不到的,那得改。現在這些失調的方面,經過努力可以改過來。現在看起來,經過去年這一年,已經展開了一個大躍進局面。我們曾經提過一些不適當的指標,包括我自己在內。這在武昌會議上已經糾正了,就是由三千萬噸鋼減到二千萬噸。還有些指標也定得不適當,腦筋發起熱來,想得很多,裡頭有一些胡思亂想。現在定下來的指標並不十分嚇人,鋼、煤、糧、棉,還有其他的指標,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請同志們注意發現新問題。現在我們所不知道的問題,在實踐中、在斗爭中才能發現。

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並講話。毛澤東說:所謂工作方法,看問題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辯証法。許多同志提到,現在有些人一講起去年盡是缺點了,而優點、成績那方面的材料就記得少了,甚至沒有了,就否認大躍進了。這也是個看問題的方法問題,就是所謂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形而上學的方法還是辯証法的方法問題。而我們的事業,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不過,想做好事,不想做壞事,這是一件事,而做的結果又是一件事,還要加以區別。我們主觀的東西究竟是好還是壞,要在客觀實際中見效。這次計委、經委、建委以及中央各部門搞出來的這個計劃比較完全,比武昌會議那個計劃形而上學較少,各方面的聯系比較全面。我們應該稱贊這個計劃,這次大進了一步。

2月23日 乘專列離開北京,到達天津。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恭、張明河和天津市委負責人萬曉塘、李耕濤等談話。毛澤東說:中國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應該有個廣大的發展。商品交換不但是城鄉之間,還有鄉鄉之間,還有對外省的交換。要在有差別的基礎上來搞統一,光講統一就行不通。現在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是公社集體所有一小部分,生產隊集體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產隊的集體所有制。公社基本上是“聯邦政府”,不干涉生產隊內政,這樣積極性就提高了。社與隊、社與社、隊與隊、社與國家,都是買賣關系,看來買賣關系縮小不對,要利用價值法則進行商品交換。

2月25日 下午,在停靠濟南的專列上,同山東省委、歷城縣委、歷城縣東郊公社、東郊公社大辛管理區、大辛管理區第二生產隊這五級負責人座談,了解整社中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干部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分配問題、小麥生長情況等,並共進晚餐。毛澤東提出,在分配制度上應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按勞分配,而不要拉平。他對這個座談會感到很滿意。

2月26日 上午九時半,到達鄭州。晚上,在專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趙文甫、史向生談話。毛澤東說:現在公社所有制是比較合作社擴大的所有制,基本上還是老社的所有制,不是全民也不是省、縣所有制,實際上也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隊的所有制,即原來的合作社。一個公社有那麼多管理區和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隊多,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窮隊挖富隊不好,富隊的人是勞動者。吃糧標准還是要不同,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都積極起來了,否則就傷一頭的積極性。提公積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隊多提一點,窮隊少提一點。農民拼命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不是責任制問題,是所有制問題。本位主義是怕調,這種本位是對的,情有可原,沒有完成征購的那部分搞瞞產是沒有理由的,其他合法。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勞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產。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隊所有制,部分是公社所有制。銀行貸款統統收回是錯誤的,收回貸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去年積累多了些,個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秋收,積累要比較少些,個人收入比較多些。對於平均主義與本位主義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評我們的平均主義,然后再說本位主義。

2月27日—3月5日 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第二次鄭州會議。

(責編:孫琳、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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