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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上午，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同吳芝圃、史向生和新鄉、洛陽、許昌、信陽的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紀登奎、趙天錫、路憲文座談。毛澤東說：人民公社是什麼性質？是公社所有制，還是隊所有制？現在我們對窮隊富隊、窮村富村採取拉平的辦法是沒有理由的，是掠奪，是搶劫。過去高級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我們反本位主義，強迫收回來，這樣越反越不行。這實際上是無償外調，你叫它本位主義，名詞安得不對。這是所有制的問題，現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隊。現在公社實際是“聯邦政府”。公社的權不能那麼大，它有征收公糧之權，積累之權，而產品分配權應該在隊。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現在要拉平不行，積累太多了，群眾要反對，這樣並非一盤棋。真正一盤棋，第一是農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國家。我是替農民說話的，我是支持“本位主義”的，因為現在是隊所有制，幾年以后才能實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麼事都要有個過程。
同日 晚上，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舉行，毛澤東主持並作第一次講話，內容包括所有制、勞動力分配、消費資料的分配和干部下放當社員等問題。他說：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后，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我以為主要的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從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我們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
2月28日 晚上，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並作第二次講話，所講的問題仍是所有制、勞動力分配、消費的分配和干部下放當社員。
3月1日 上午八時，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信中說：“我建議此次會議開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會。三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區召開一次六級干部會議。會期十天。六級干部：省級、地級（三人左右）、縣級（三人左右），每社黨委書記一人，每社來一個管理區（大隊）總支書記及一個生產隊支書，總共六級。大省可有三千至四千人，中省二千至三千人，小省一千人左右。最好另外從省、地、縣、社四級共找算賬派一千人左右參加會議。”“這是一個關鍵的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聽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裡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志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准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后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我准備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級干部會議的進展情況，還須呆四五天，看看他們想些和講一些什麼。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幾天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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