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並作第三次講話。毛澤東說：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把等價交換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結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實行等價交換的，搞一平二調的，農民一定瞞產。現在有些同志心裡還在想共產主義。早一點好，我也贊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現在要慢一點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產主義。現在是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和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
3月2日 晨四時半，再次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指出：“鑒於河南六級干部會的開法有極大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省、區不能迅速作出一個統一的決定，而這種統一的決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三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講步驟，避免破壞。”
同日 晚八時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並在會上作第四次講話。他說：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干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
3月5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並作第五次講話。他說：人家都沒有飯吃，你天天搞共產主義，向富隊去共產，這怎麼行？這是搶產主義。無償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整社整了三個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痒，沒有落到痛痒之處。我看，首先要下樓的是我們，從中央到公社，要搞個樓梯，這個樓梯就是要解決所有制問題。要承認三級所有制，重點在生產隊的所有制。頭一天我這炮一放，我說，什麼瞞產私分，完全必要，這是我們的政策造成的結果。明明是我們以及在座諸公叫他們瞞產私分的，是我們的政策要他們這麼搞，叫他們磨洋工，叫他們外逃。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過去對這個問題，我們包括我在內沒有分析。在武昌我沒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煩悶，還沒有分析﹔到二月份，我開始分析這個問題。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現在問題是在縣和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
同日 《鄭州會議紀要》定稿，其中規定了如下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十四句話是：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3月15日 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寫信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信中說：“河南、湖南兩省均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北、廣東兩省均主張以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並行呢？”“我感覺這個問題關系重大，關系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干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採取河南、湖南的辦法，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採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而在目前這個時期脫離群眾，是很危險的，今年的生產將不能達到目的。”“《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麼辦法，隻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