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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挂鉤”和“兩步走”策略的破產
面對中方提出的要求，基辛格坦承自己有些措手不及：“我注意到，總理的評論超出了我們先前聯絡中交換的意見。”周恩來回答說：“這是因為，如果要交換看法，每一方就必須把對問題的全部看法都說出來。”（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8.）
那麼，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策略究竟如何呢？在基辛格來華之前，尼克鬆親自審查了基辛格及其助手准備的資料匯編，令他最為不滿的就是對台灣問題的表述，認為立場“不夠強硬”：“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表達我們放棄支持台灣的意願。……與中國人的會談，不能讓人看起來是在出賣台灣。”此外，不要在開篇就直白地談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已經做了什麼或是不再需要在台駐軍，而是要強調“尼克鬆主義”的原則，表明美國沒有必要在某個地區永久駐軍。總之，應當讓中國人感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做出讓步的意願是“捉摸不定”的，不能看起來像是“拋棄了老朋友”。此外，尼克鬆還向基辛格提出了“挂鉤”策略：“我們在台灣駐扎的6000名士兵，直接與我們在南越的作戰行動相連。所以，如果越戰問題解決了，那些軍隊也就不再需要了。”（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55—357.）言外之意，如果中國想要美國從台灣撤軍，那麼中國領導人則不得不做北越領導人的工作，協助美國盡快“體面地”結束越戰。美國從台灣撤軍雖是遲早之事，但若能借此邀得中國對美國結束越戰的協助，何樂而不為呢？
基辛格很准確地理解了尼克鬆的意思。於是，他在會談中巧妙地向周恩來提出：關於台灣問題，可以分為“台灣和台灣海峽的軍事問題，以及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關系演進”兩個部分。聞此，周恩來立刻覺察出其中隱藏的內涵，直截了當地表示：“這不同於我們的看法。我們堅持，我們同台灣的關系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並重申中方根本立場：“如果要在中美兩國間建立關系，美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須回歸中國大陸。在這些前提下，美蔣條約將不復存在。”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8—369.）
既然周恩來強調的是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前提條件，這就給基辛格的反擊留下了空檔。他說：“我明白您說的關於建交的問題。但是先讓我談談在我們沒有外交關系的情況下，台灣在我們關系中的狀況。”這就把周恩來的底線條件推延到中美談判建交時再去解決。按照軍事與政治“兩步走”的方式，基辛格解釋說：美國在削減駐台軍力方面已經做出了積極的主動。美國從台灣的撤軍計劃是：在越戰結束后的一個明確的、較短的時間內，撤出與對台防御無關、與美國對越作戰相關的三分之二軍隊﹔隨著中美關系的改善，美國將逐步減少其余三分之一負責台灣防御的駐台軍隊。（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9.）
至於台灣問題的政治方面，基辛格接著說：“我們不支持‘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或‘一中一台’的方案。”至於中美建交的問題，他表示：“我們不應當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內被迫正式宣布（建交），這麼做本身沒有實際意義。但是，隻要你們和我們達成了基本的共識，我們也不會阻撓雙邊關系向著這個方向發展。”（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9—370.）這就等於把發展中美兩國政治關系的責任推給了中國，迫使中方在建交的政治條件上做出妥協。
最后，他補充說，這些原則是尼克鬆政府提出來的，中方可以憑信。但是，實施政治步驟的時間還需要雙方再做進一步的討論。他強調：就台灣問題而言，“實施軍事步驟比實施其他需要更長時間完成的步驟更為容易”。（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70.） 基辛格把從台灣撤軍一事同越南停戰相挂鉤，還威脅如果越南難以實現和平，則印支戰火將“可能再次打斷我們關系的改善，損害我們的利益”。盡管美國在柬埔寨、老撾的軍事行動和在其他地區可能發生的行動並不是針對中國的，“但這不可避免地將對我們的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基辛格這番話意在向中國領導人施加壓力，迫使中方協助促成美越和談。（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73.）
針對基辛格的表態，周恩來首先重申中方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再對基辛格所言美國政府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態度表示贊賞，認為這顯示出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前景很有希望。但話鋒一轉，他巧妙地以美國國內選舉政治為突破點，擊破了基辛格以時間為借口、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為條件向中方施壓的意圖。周恩來說：“我明白需要一段時間，但是留給尼克鬆總統的時間並不多了。”尼克鬆的任期還剩一年半，如果連任，則是五年半，那就到了美國建國200年的時候。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時機已經到來，“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這就成為影響他能否連任的因素之一”。
尼克鬆若能成功打破中美關系的堅冰，毫無疑問，將會有力地推動他成功連任。這一點，基辛格當然心知肚明。但為了不讓中方握住要價的砝碼，他立刻否認說：“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與總統的連任沒有關系。世界和平不能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與，這是他畢生的信念。這些決定是基於美國的永久利益而做出的，並非是尼克鬆總統的個人利益。” 但聽聞周恩來屢次重申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政策立場和中美建交的問題，使得熟諳“挂鉤”策略的基辛格內心再次揣測，這是否是中國人在給尼克鬆的訪華設置前提條件。他於是問道：“總理是否將總統與毛澤東主席的會面，同實現建立外交關系相聯？或者，兩者是否可以分開？”周恩來回答說：“並不是絕對的。……（建交）可以讓他們的會談更輕鬆。但是，如果你們需要一些時間，我們也能理解。”看到中國領導人並非咄咄逼人，基辛格也坦陳：“我把我個人的推測告訴總理。如果東南亞的戰爭結束，我們能夠在這一屆總統任期基本解決涉及台灣的軍事問題。我們肯定能在總統第二任期的初期階段解決政治方面的問題。”（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70—371.）這樣一來，基辛格向中方交出了美方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表。
但是，基辛格的承諾並沒有讓周恩來放心。周恩來追問道：“貴國政府對於所謂的‘台灣獨立運動’是什麼態度？美國政府的一些人，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是否給予了支持？”聞此，基辛格似乎有些意外。他回答說：“台灣人？我們不會支持。在世界上很多人的頭腦中，中央情報局的能力都被夸大了。”他再次向周恩來保証，他會努力“管好”美國政府的情報部門，美國不會支持“台獨”。（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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