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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周恩來與基辛格1971年密談中的台灣問題及日本因素——基於美國解密檔案的考察
[摘 要] 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談的主要目的是籌備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及就包括台灣在內的雙邊、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中國領導人在會談之初訂立“互惠”原則，迫使美方為實現總統訪華而必須在台灣問題上作明確表態。美方在先軍事后政治的“兩步走”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遭到中方否決后，又試圖以“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相威脅，實現延長在台駐軍、維持美台軍事防御關系的目的。但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以高超的外交智慧，最終迫使美方進一步作出反對日本軍事實力進駐台灣、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承諾。
[關鍵詞] 中美密談﹔周恩來﹔基辛格﹔撤軍﹔台灣問題﹔日本因素
為籌備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事宜，1971年夏，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秘密晤談。台灣問題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雙邊關系中的痼疾，也是這次北京密談中最艱難的議題，雙方都在密談之前就政策內容、談判原則及策略做了充分的准備。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和談判策略是什麼？其中，日本作為中國近鄰、美國盟友、東亞強國，在中美關於台灣問題的談判上又被賦予了什麼樣的角色？美國解密檔案資料中關於中美密談的詳細記錄，為今天追根溯源分析這些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一切事情都必須按照互惠的方式來”
1971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一行秘密抵達北京。首日會談於當日下午4點半在釣魚台5號樓舉行，雙方分坐在一張鋪著綠色台布的桌子兩旁。周恩來的兩邊是葉劍英、黃華、章文晉，基辛格的身旁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霍爾德裡奇、洛德和斯邁澤。
以中國人的待客之道，周恩來請基辛格首先發言。孰料，基辛格便開始從“哲學”層面上大談對中國的認識：“我們認為，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就、傳統、意識形態和實力，需要它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到影響亞洲和世界和平的所有事務中來。”（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4：35-11：20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1.） 這樣的開場白在起初讓中方代表頗為不慣，盡管如此，中方並沒打斷基辛格的“演說”。接著，他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有兩個，首要的是議定尼克鬆訪華事宜，其次還將討論中美間共同關心的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亞洲和國際問題。（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2.）
聽完基辛格的宣讀，周恩來首先針對基辛格所言“平等”的關系回應道：“首要問題就是平等，換言之，互惠的原則。一切事情都必須按照互惠的方式來。”（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4.）周恩來以犀利的語言為此次北京密談定下了原則，也給未來的中美關系定下了基調。
既然基辛格在發言中提到中美兩國友好關系的歷史，周恩來就給基辛格補起了歷史課：“中美人民友誼的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后就開始被討論了。”他回憶道，早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他就對美國記者說：“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頁。）隨后不久，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於1955年8月1日正式開始。然而，這場持續15年的會談沒能解決中美關系中的實質問題。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原因並不僅僅是基辛格博士所認為的會談的“官方”性質，“而是在於是否有解決問題的意願。這是關鍵”（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5.）。 周恩來的一番話意在提醒基辛格，長久以來中美關系的僵持、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拖沓不決，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沒有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
他接著對基辛格此次來華的兩個目標評論道：“你的第一個目標同你的第二個目標相連，因為你的第二個目標是進行預備性的會談，以拉近我們的基本立場，使問題更易於解決。”（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65.） 盡管中方在會談中始終強調不會為尼克鬆總統的訪華設定前提條件，但這句話不難讓基辛格掂量出周恩來前言后語之意：在台灣問題上向中方交待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案，是尼克鬆總統訪華的必要成果，即“互惠原則”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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