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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中国政府对港澳市场供应情况

唐富满
2013年04月10日10:5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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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政府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和政策基本成熟的历史考察(1959—1966)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和浮夸风等的影响,内地对港澳供应面临严重困难。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克服了货源不足的问题,迅速恢复了对港澳市场的稳定供应;同时坚持标本兼治,建设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完善配额管理制度。随着相关政策趋于成熟,对港澳市场供应逐步成为一项国家行动和系统工程。“文革”期间,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成熟的政策措施,对港澳供应工作才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得到很好的坚持、完善乃至发展。

[关键词] 港澳市场;中国政府;供应体系;出口商品生产基地;配额管理制度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特别是外贸出口面临新的严重困难。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港澳市场的供应,逐步探索出成熟的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和政策措施。对此,现有学术成果或偏重于对“三趟快车”和“东深供水工程”等宏观层面和重大事件的分析,或从经济角度集中分析出口创汇问题,综合考察比较少。本文拟在解读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贸易的实践,就内地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和政策措施的基本成熟作一系统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伊始,对港澳市场的出口供应工作,就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为了确保外贸出口货源,中国政府在处理内外销关系上,逐步明确了“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政策。1954年7月,由陈云起草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这样,内销服从外销成为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之一,在事实上也充当了外贸部门争取货源的“尚方宝剑”。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央明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1958年12月,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在广东省外贸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他说:有的同志喜欢把进出口摆在第一位,这是错误的。进出口的重要性绝不能超过六亿五千万人口之上。“搞出口,不能和国内自力更生需要的东西抵触。”(《对外贸易部叶季壮部长在广东省外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2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492。)这种变化给外贸出口造成了一定困难。据广东省佛山地区外贸系统的基层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方针提出后,该区的生猪、三鸟、蛋品都不出口,塘鱼也有所减少,水果、蔬菜、木蓍、淀粉也减缩出口。原先主要供应出口的小土产也强调内销为主。因此感到方针政策是变了。也有人说,即使方针政策不变,但实际情况是变了。有的认为,当前提出内销为主、外销为辅这个方针,对我们争取货源是很不利的,年度计划也不好制订了,衔接货源时,人家就说,现在是内销为主了。(参见吴康年:《内销为主、外销为辅的问题》(1959年1月3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4—1—74。)

而“大跃进”运动的负面影响,使得对港澳供应的农副产品货源问题更加严重,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无法得到解决。“大跃进”运动期间,全国各行各业竞放“卫星”,导致亩产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全国还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入仓,导致丰产不丰收。另一方面,受浮夸风的影响,外贸部门对于货源问题盲目乐观。这不仅导致外贸出口计划过于“跃进”,而且造成严重的浪费。1958年冬,内地蔬菜水果对香港的输出,部分口岸在某些品种上大量集中,以致市场销售价格大幅度下降,甚至销售不完而积压腐烂。例如,全国果菜会议安排广西10月份对港输出板栗为150吨,而实出591吨;11月份输港配额100吨,1—9日即出200余吨。香蕉是广东单一出口的商品,10月份出口实际5274.3吨,为安排数的159.32%,虽然降价销售,但仍不能每次销清,以致积压腐烂,11月上旬到港仍达2918.6吨。对此,广州特派员通电有关各省不得“只注意本口岸数量上的增相输出”,要求掌握均匀发运。(参见《当前对香港出口水果蔬菜发运工作上的几项问题》(1958年11月1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496。)农副产品的出产总量是有限的,前期的冒进和浪费预示着新一轮货源不足的周期将要来临。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8年末至1959年初,内地对港澳市场主要副食品的出口供应,都无预警地出现短缺性危机。如澳门方面,据南光公司报告,自1958年12月至1959年2月初,猪肉、家禽、塘鱼及蔬菜等鲜活副食品晚到或无到,市场呈现紧张,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参见南光公司:《1958—1959年度我腊味对澳出口情况资料》(1959年4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4—325—1。)据广东省委反映,各地对港澳副食品出口的供应情况不大好,主要是各地都未能完成供货计划。按照中央分配的配额数字,各地1959年2月份完成情况很不理想:广西家禽仅完成8.32%;湖南生猪完成35.72%,家禽8.45%;福建生猪完成35.96%,牛1.6%;湖北家禽完成0.6%。3月份的情况更糟:广西生猪完成34.75%,家禽7.11%;湖南生猪完成33.84%;福建生猪完成20.45%,牛9.6%。(参见《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页。)

由此可见,截至1959年,中国政府对港澳市场的供应体系与政策措施尚未成熟,无法做到充足而均匀地供应。以上危机的涌现,亟需一套完整而成熟的制度来应对。

(责编:王新玲、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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