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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到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对港澳市场供应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已趋成熟。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立后，对港澳供应的货源得到保障，形成长效机制，不再依靠一时的外贸突击运动；配额管理制度完善后，达到了均衡供应的目标，确保了港澳市场物价的稳定。由于运作顺畅，有关部门和外贸人员已可轻松驾驭内地计划经济与港澳市场经济并存的局面。
随着相关政策趋于成熟，对港澳市场供应逐步成为一项国家行动和系统工程，形成多个部委，多个省、市、自治区承担的“举国体制”。统筹对港澳市场供应工作的协调单位，由华南外贸分局和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提升至外贸部乃至国务院层级。1959年1月25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内地对香港副食品供应量锐减的报道批示：“此件有用”，并指示邓小平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转引自徐曰彪：《为顺利解决香港问题奠定扎实基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香港回归》，《人民日报》1997年6月24日。）分管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亦多次主持召集各省协调会，对港澳供应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1962年，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外贸部和铁道部为适应供应港澳鲜活商品“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要求，共开通了编号为751、753及755的三趟快车，分别自上海、郑州、武汉三地始发，每日满载供港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香港。这就是通称的“三趟快车”。此前，内地输港鲜活商品靠零散货物列车运送，运载时间长，作业环节多，线路不固定，设施不配套，因此沿途活畜禽死亡率高，鲜果时蔬腐烂多。“三趟快车”开行以后，铁路部门制订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一保（保车源）三优先（优先配车、优先装货、优先挂运）”，除了中途加水外沿途不停。“三趟快车”的开行，扩展了对港澳市场供应的范围。由此，内地除西藏、宁夏以外的其他省、市、自治区，共同担负了对港澳鲜活冷冻商品的供应任务，标志着对港澳供应的“举国体制”最终确立。
“东深供水工程”的兴建，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港澳同胞的深情厚谊，凸显了祖国对于港澳地区经济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所起的重大作用。1960年，广东省宝安县建成深圳水库后，港英政府请求广东给香港供水。经周恩来同意，粤港双方签订协议，广东每年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米。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香港严重缺水，广东除允许香港派船只到珠江口免费取用淡水外，还同意由深圳水库增加供水317万立方米，并决定兴建“东深供水工程”，从东江引水供给香港。1965年工程完工后，基本解决了香港的用水困难。
内地对港澳供应体系和政策的基本成熟，增强了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中苏关系破裂后，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总额从1960年起连年下降，至1962年降为26.62亿美元，比1957年下降了14.18%，年均下降3%。（参见裴长洪主编《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但对港澳出口额却持续上升，1960年明显好于1959年，1962年超过了1958年的最高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港澳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为10%左右，1959年甚至只有8.45%。但到1962年，这一比例超过15%，1964年超过20%，1968年达到25.3%。
以举国体制为特征的内地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符合港澳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要求。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港澳特别是香港经济腾飞和产业结构升级，进口需求急剧增长，广大港澳市民对生活用品也有了新要求。例如过去每当鲜活商品供应不足时，一般市民多以干货和腊味为替代品，但后来难以满足一般市民的需求。而广东提供港澳市场农副产品的珠三角地区，自然条件几乎与港澳一致。每当香港自然灾害发生，珠三角的相关产品也同时因灾减产。在这种情况下，内地对港澳市场的供应成为交通（特别是铁路）、商业（供销合作社）、粮食、气象、农林水等各部门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的基本成熟，对于中国政府开展港澳工作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广大港澳同胞养成了乐用内地商品的习惯。对港澳地区的稳定供应，事关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这项工作做得好，有利于新中国争取民心民意，并借机对港澳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感。这有助于加强内地与港澳之间的联系，为日后港澳回归祖国准备了条件，有利于在港澳地区开展经济外交和国际斗争。
“文革”期间，对港澳供应工作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党内健康力量也进行了反干扰、反破坏的斗争。可以说，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间的十余年，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成熟的政策措施，对港澳供应工作才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得到很好的坚持、完善乃至发展。
〔作者唐富满，华南师范大学思政中心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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