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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來的施壓下，基辛格不得不對中方在台灣問題上所提五點要求表明態度。中方的五點要求是：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三、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四、不支持所謂的“台灣獨立運動”﹔五、不再提“台灣地位未定”。基辛格表示：“其中四點可以在不遠的將來實現”，並且保証尼克鬆在訪華時會向毛澤東重申：“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不支持一個中國、一個台灣，不支持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而“台灣屬於中國”一條，基辛格認為其他三點滿足之后，這一點自然就實現了。“因此，隻有一點，我們要等到大選之后，這就是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11—412.）
隨后在周恩來的追問下，基辛格再次重申美國政府對於台灣獨立運動的態度：“我們不會給予任何支持，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我們不能為沒有美國參與、沒有美國支持的事情負責，因此，我們不會以任何形式支持它。我重申，如果您有任何關於美國支持它的情報，請告訴我，我會立即制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15.）不僅如此，基辛格還表示，尼克鬆政府不僅不會支持“台灣獨立運動”，而且絕不會支持國民黨政府對中國大陸的進攻。（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33.）
對於基辛格在第一天會談中提出的美國在日駐軍可以防止日本重整軍備、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論點，周恩來的回應“嚴厲而精准”，目的也是要迫使美方明確表達政策態度。他指出，在中方看來，“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復興”，而始作俑者便是美國：“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受到你們兩國在1969年聲明的鼓勵和支持。”“日本第四防御計劃的總開支，是前三個計劃的1.5倍。第四個計劃超過160億美元，而前三項計劃隻100億多一點。”而第四防御計劃遠遠超過了日本自身的防務需求。按照目前日本的經濟實力，日本可能不需要五年就能完成這項計劃。（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06—407.） 對此，基辛格承認，日本擁有自我防御的能力。他承諾：“我們不會鼓勵、並且事實上我們反對日本的軍事擴張。”（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22.）
在7月11日基辛格臨行前的會談中，周恩來又再次提到了台灣問題。在前兩天中方提出的五點要求之外，又提出兩點：第一，中美建交時，美國和蔣介石政府之間簽訂的《美台共同防御條約》必須廢除﹔第二，針對日本，美國需承諾，美軍撤離台灣之前，不讓日本軍隊進駐台灣﹔控制日本不參與“台灣獨立運動”。對於第一點，基辛格表示，美國政府非常希望台灣問題能夠得到和平解決。對於美台“廢約”的要求，在日后中美關系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是中國政府堅持的中美建交的必要前提。而對於日本，基辛格承諾：“隻要在我們能夠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內，我們將反對它這麼做。”（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46—447.）
結 語
在基辛格來華之前，尼克鬆和基辛格定制了一整套談判策略。他們認為，中國改善對美關系是出於維護國家安全、抗衡蘇聯威脅的迫切之需，因此中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將呈現靈活姿態。那麼，華盛頓就可以通過增加北京對於蘇聯威脅和日本在東亞發展趨勢及“軍國主義復興”的擔憂，以實現三方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對蘇聯威脅的擔憂，促使北京同意暫時擱置台灣問題或做出妥協。其二，將台灣問題分為從台灣撤軍和從政治上承認“一個中國”兩步走，在軍事方面，將美國從台灣撤軍同結束越戰相“挂鉤”，迫使中國人為緩和中美關系並解決美軍駐台問題，向北越領導人施加與美停戰和談壓力﹔在政治方面，將“一個中國”的政治表態推延至討論中美建交時再解決，迫使中方進一步主動緩和中美政治關系。其三，利用中國領導人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的擔憂，強調美軍駐台的必要性，延遲從台灣撤軍。（Department of State， U.S. Strategy in Current Sino-U.S. Talks， Secret， Strategy Paper， January 21， 1970. DNSA， Item Number： CH00120， pp7—8﹔ Memorandumfor the President's File， Subjec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r. 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 Oval Office， Washington，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54—357.）
然而，中國領導人在談判桌上一一打破了美方的談判策略。周恩來先發制人地提出“互惠”的談判原則，這就戳破了以“和平”、“平等”等措詞偽飾其現實主義外交原則的基辛格的“道德”外衣，為解決中美兩國關系發展中的障礙、也為未來中美關系的發展訂立了基本的原則。按照互惠的原則，周恩來巧妙地利用尼克鬆訪華的希望，盡管並不為尼克鬆的訪華鋪設任何前提條件，但提出尼克鬆訪華的成果之一應當是中美雙方就解決台灣問題達成一致方案。這就使美方設計的分軍事和政治兩步走解決台灣問題的策略破產，並將緩和雙邊關系的責任分擔給美方。
關於與蘇聯和日本的關系，與基辛格的料想完全不同，中國領導人對來自蘇聯的威脅並沒有表示出擔憂，更沒有乞求美國援助之意。周恩來更為關心的是日本未來的發展趨向及其對台灣的意圖。按照毛澤東有關“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指示，中國領導人向基辛格展現了中國人不怕犧牲、不怕恫嚇、不怕侵略的勇氣和立場，從而反制美方承諾將壓制日本覬覦台灣的野心。
〔作者張靜，女，中共中央黨校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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