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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勞威爾·托馬斯西藏之旅的報道
新中國成立前有兩隊美國人入藏，他們名義上都不是代表美國政府，但都具有明顯的政府背景，其中一隊是由美國駐迪化（今烏魯木齊——編者注）領館副領事馬克（D.Mackiernan）率領的自中國新疆入藏的旅行隊，數十年后美國政府承認馬克南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同行的白智仁秘密入藏后與達賴喇嘛及西藏政府要員多次秘密會晤，並帶出了達賴喇嘛、西藏噶廈給美國總統及國務卿的信。（參見程早霞：《1949年前后美國中情局諜員秘密入藏探析》，《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另一隊是自印度進入中國西藏的美國新聞評論員勞威爾·托馬斯（Lowell Thomas）父子。托馬斯父子以新聞記者與探險家的名義入藏，在拉薩期間曾與達賴喇嘛會晤，回到美國后與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就其西藏之旅分別會晤。（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 17，1950 Folder Acheson Papers，Secretary of State Files，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File，Feb 1950，Box 66，Harry Truman Library.）與馬克南秘密入藏、媒體鮮有報道的情況不同，托馬斯高調的西藏之旅在美國媒體界引起強烈反響。
《紐約時報》1949年10月17日發表文章《托馬斯自西藏歸來》說：“托馬斯，記者、評論員，昨天自西藏探險歸來回到紐約。他說，西藏的統治者想知道，如果中共要統治他們的山地國家，美國是否會提供援助。”“他帶回了15歲的達賴喇嘛及其攝政寫在羊皮紙上給杜魯門總統和艾奇遜國務卿的信，主要內容是關於美國援助的可能性問題。”“托馬斯說，西藏反對西方的東西，但為了不失去自己的國家，他們將作出改變。美國可以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武器，建議他們進行游擊戰。這樣會使中共軍隊向北方的推進更加困難。”“托馬斯說，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機會，美國可以在西藏設立使團，而迄今為止隻有少數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Lowell Thomas Back from Tibet，New York Times，Oct 17，1949，p25.）
這是《紐約時報》在托馬斯返回美國本土后報道其西藏之旅最詳細的一篇文章。
托馬斯在探險途中曾從馬背上摔下來導致骨折，在他受傷后還在西藏境內時，《紐約時報》就發表了關於他行蹤的報道。1949年9月26日文章《勞威爾·托馬斯坐上了擔架》報道說：“美國空軍已經表示會盡快派一架飛機，隻要托馬斯一到達印度邊境，就可以把他接走。”（Lowell Thomas on Litter，New York Times，Sep 26，1949，p27.）托馬斯到印度后，10月11日《紐約時報》文章《勞威爾·托馬斯說藏人恐懼》詳細報道了對他的深度採訪。文章說：“據來自印度加爾各答的消息，上個月托馬斯在西藏的一個山口處從半野生的小馬上摔下來，腿部受傷。托馬斯走路一瘸一拐，向我們講述了在中共軍隊逼近西藏邊境之時，這個佛陀王國日增的恐懼。”“他說，西藏的宗教統治者們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如果共產黨軍隊南進來到喜馬拉雅地區時，他們的宗教制度與習俗遭到破壞，悠久的獨立地位被撼動。”“在西藏，托馬斯與被看作是佛陀化身的15歲的達賴喇嘛及包括現攝政在內的西藏貴族會面后，得出的印象是，西藏希望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以對抗共產黨。”“托馬斯宣稱西藏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這個偏遠的國家是完全獨立的，與中國是分開的，盡管中國宣稱對其擁有宗主權。”（Tibet Fears Told by Lowell Thomas，New York Times，Oct 11，1949，p21.）對於美國派出托馬斯入藏並對新生中國政權進行輿論污蔑的行為，我國媒體曾發表文章予以回擊。1949年10月13日，新華社發表述評說：“美國所派遣以‘廣播評論員’名義出現的間諜湯姆斯（即托馬斯——引者注），於本年八月間取得印度尼赫魯反動政府外交部長幫助進入西藏后，經過兩個月的活動，已於本月十日在取得達賴喇嘛致杜魯門的信件后乘印度美使館專機離藏飛返加爾各答。湯姆斯十日在加爾各答發表談話，公開聲稱：‘西藏當局所屬軍隊裝備很差，需要外界援助，用以阻止共產黨的進展。’湯姆斯的間諜活動和狂妄談話，說明美國帝國主義對西藏的圖謀也日益加緊。”（《美帝侵藏圖謀日亟、美間諜湯姆斯由藏返印、中國人民對此正密切注視》，《人民日報》1949年10月13日。）實際上，《紐約時報》的報道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托馬斯在拉薩的政治活動。《紐約時報》文章報道說：“他在拉薩逗留期間，每天都有重要活動。他估算這個國家的人口大約有300—400萬，由400個男人統治著。每一個官職都配一僧一俗，僧人的地位要略高一些。即使是在軍隊，也是一僧一俗共同指揮。”在拉薩，托馬斯的一個重要活動是會晤達賴喇嘛。“托馬斯先生將禮物交給了這個年輕的活佛，他3年后18歲就將成為西藏的獨立領袖。禮物是：一個鑲有金、銀的暹羅虎頭骨架，一個美國雨披，一個折疊式時鐘。”“他們使用西藏的電報電話線向新德裡美國使館報告了情況，臨時代辦多諾萬（Howard Donovan）立刻派出空軍C-47飛機、副領事百思比（Royal D.Bisbee Jr）、使館護士白特曼（Emily Bateman）到西裡古裡迎接，他們在印度軍隊外科醫生帕爾上尉的陪同下進入西藏迎接托馬斯。”（Tibet Fears Told by Lowell Thomas，New York Times，Oct 11，1949，p21.）
從這些報道中我們看到，托馬斯西藏之行收獲頗豐：第一，對西藏概況有了基本的了解，包括西藏的人口狀況、政治運作方式、軍隊建制等。第二，與西藏上層統治者建立了良好的溝通關系。托馬斯為達賴喇嘛帶去了昂貴而新奇的禮物，帶回了達賴及其攝政寫給美國總統與國務卿的信件，並且利用西藏的電報電話線與新德裡的美國使館進行了聯絡。第三，報道錯誤地宣稱西藏歷史上是一個獨立國家，這和冷戰初期美國政府反共的主流意識形態一致。托馬斯提議美國在西藏設立使團，以建立美國與西藏的密切關系﹔並呼吁美國對西藏給予軍事援助以幫助其對抗中共。
托馬斯回到美國后分別與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會晤，報告他拉薩之行的情況（Tibet， Acheson Papers，Secretary of State File，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 File，Box 66，College Park，MD，NARA.） ，並通過接受媒體採訪、作報告、發表文章等方式向美國民眾傳達他西藏之行的收獲。對於托馬斯西藏之旅，美國政府和媒體將其定義為個人行為，是一次私人的探險活動，但事情並不像美國方面公開定性的那麼簡單。托馬斯西藏之行發生在中國政治大變動時期，蔣介石在大陸的失敗已無可挽回，美國在亞洲即將面對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利用西藏問題遏制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已成為美國既定的戰略目標。這時以新聞記者、探險家名義入藏的托馬斯，不但與西藏最高世俗與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及其他政要進行了密切接觸，而且帶回了達賴喇嘛、西藏攝政給美國總統、國務卿的密信﹔回到美國后，又與美國總統和國務卿分別進行會晤，這表明托馬斯實際上扮演了雙方政治特使的角色。托馬斯在西藏旅行中受傷后，我們看到美國政府動用空軍飛機、派出使館的副領事前往邊境營救，這應該不是一個普通民眾可以享受到的待遇。回到美國后托馬斯又在多種場合宣揚西藏是一個“獨立、反共”的國家，需要美國的援助。1959年達賴喇嘛外逃，在美國方面以官方渠道進行援助不甚方便的情況下，又是托馬斯出面建立“美國緊急援助西藏難民委員會”（American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ibetan Refugees），並擔任主席，對流亡藏人進行直接援助。所以不難理解，包括中國、蘇聯在內的一些國家將托馬斯的西藏之旅看成是美國的一次間諜情報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檔案就有記載說，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有多國特務在西藏邊境活動，包括“美特湯姆斯父子（Lowell Thomas）（即托馬斯——引者注）一九四九年八月入藏”（西藏和平解放協議簽訂前后英國、美國、法國人在西藏邊界活動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原檔號，105—00233—01（1）。）。當時的《人民日報》也發表文章抨擊托馬斯西藏之旅的真正目的，指出自托馬斯返美后，華盛頓方面就公然透露：“鑒於亞洲當前的事態發展……，美國也許會承認西藏為‘獨立國’”﹔美國政府准備將軍事援外計劃提供的七千五百萬美元款項內的一部分“給予達賴政府，供該‘國’‘國防’之用”﹔美國國務院官員也公開承認：美國國務院遠東顧問小組“正在研究西藏的戰略地位以及它所涉及的各點”。（《美帝加緊侵略西藏，圖在藏制造傀儡國，日政府招認日寇參加台灣匪軍》，《人民日報》194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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