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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新中國成立之時正值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開始之際，在此背景下，美國的對華政策不但有經濟上的封鎖，政治上的孤立，軍事上的包圍，更有媒體對華報道的妖魔化。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美國媒體為西方社會塑造了一個“專制、好戰、充滿擴張野心”的中國國家形象，國家利益、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成為西方媒體對華報道的重要標杆。
第一，國家利益、文化價值觀建構了美國媒體的西藏觀。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國際社會不只是物質結構，更是社會結構﹔觀念和認同建構成了行為體的利益和行為﹔行為體和結構之間是相互構成的關系。”（〔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頁。） 正是基於中美兩國之間歷史傳統、國家利益、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二者反映出來的對於西藏問題的認識和看法也不盡相同。在冷戰初期，美國媒體觀念的建構，就是報道主體與中美關系結構中國家利益、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輿論和民意、宗教理念等諸多因素互動建構出的結果。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媒體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對中國西藏進行報道時，為了實現其妖魔化中國的政治目標，利用一系列從自身需要出發的政治符號和特定信息，構建出所謂“西藏獨立”、“中國侵略”的形象。
第二，媒體被政治控制並綁架，淪為權力政治的霸權工具。美國媒體在國際社會有著舉足輕重的話語權。美國利用發達的傳媒手段向美國民眾，甚至是世界范圍內的受眾者傳播本國的意識形態，輸出價值觀，從而影響輿論和民意。美國傳統主流媒體正是基於約定性權利，被美國政府“綁架”，傳播美國政府需要傳遞的政治聲音。美國媒體的涉藏報道無論是從內容，還是觀點和立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政治訴求。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主流媒體的西藏觀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烙印。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紐約時報》不同時期對中國西藏的報道與同一時期美國西藏政策驚人地一致。
第三，戰略性政治傳播反映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美國是一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家，在冷戰時期乃至冷戰后時代不遺余力地推行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甚至不惜對其他主權國家進行武裝顛覆。同樣，美國政府為了政治局勢和實施政策的需要，採取多種方式利用媒體實行戰略性政治傳播，將反映國家意志的主流意識形態嵌入受眾的思想深處，從而塑造出符合其國家利益要求的西藏觀，以贏得國內民眾在政府對華政策方面的支持。在美國主流媒體中，對社會主義的敵視和對不同意識形態的排斥同樣根植於其潛意識當中，如《紐約時報》在1949年8月1日的報道中，將西藏分裂勢力對抗統一說成是“向共產主義發起的宗教戰爭”（Tibet Religious War on Reds Proclaimed，New York Times，Aug 11，1949，p1.）。
第四，“不報道重要事實”、“長期共謀制造官方謊言” 揭示出了《紐約時報》對中國西藏報道的實質。同對許多重大事件的報道一樣，《紐約時報》對西藏問題的報道表現出了明顯的誤導性、不准確性和不完整性。西藏自元代以來即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作了大量細致而深入的工作，並且得到了廣大藏胞的廣泛擁護。美國國務院基於兩大陣營對立的國際形勢，對中國西藏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並通過中央情報局秘密策動西藏分裂勢力武裝對抗中國中央政府，利用聯合國干涉我國西藏事務。這些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在《紐約時報》對中國西藏的報道中幾乎沒有，而連篇累牘的對中國西藏的報道文章則集中於西藏分裂勢力的獨立主張與活動。這充分地驗証了美國學者所批評的，《紐約時報》“對事實和法律以及國家的實際情況棄之不顧”，並將其新聞報道虛假地表述為新聞的“客觀性”的實質。（參見《一紙瞞天——〈紐約時報〉如何謬報美國的對外政策》，第30頁。）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09YJAGJW009）、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2011M500697）、國家社會科學基金（09BGJ005）的支持﹞
〔作者程早霞，女，哈爾濱工程大學教授﹔張博強，哈爾濱工程大學博士生，黑龍江哈爾濱 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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