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起草的《歷史草案》對六屆四中全會后的路線作出了初步結論
《歷史草案》論述了土地革命后期黨的政治路線。它首先以“三個時期的路線”為題，簡明扼要地說明了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三個時期的路線結論：“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后，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后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內，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議及其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
其后，《歷史草案》以15個問題分別論述了這三個時期的路線內容，並對其形成根據和特點進行了分析。
“關於四中全會及其以后一個時期中央路線的估價”，基本上是按照1941年“九月會議”的認識寫的。《歷史草案》肯定“四中全會的成功方面”是：指出“立三路線”的錯誤是路線錯誤，打擊了以羅章龍為首的反黨右派，恢復了共產國際在中國黨內的信任，克服了“立三路線”反國際的性質。此外，那時的中央放棄了組織城市暴動和攻打大城市、解決富田事變的爭論，以及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圍剿”中都做了工作，這些都應該肯定。《歷史草案》同時論列四中全會的錯誤：沒有揭發“立三路線”的思想根源是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論水火不相容的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為后來“左”傾路線埋下了思想根源﹔沒有對當時的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作出任何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沒有具體指出中國革命特點的極大的不平衡性和長期性，因而沒有具體規定當時蘇區和白區的策略任務。只是抽象地批評“立三路線”，而不能反對其具體的錯誤策略，並提出白區的工人和群眾應當繼續“舉行集會、游行示威”的盲動策略，這就為后來“左”傾路線埋下了政治根源﹔在組織路線方面犯了類似“立三路線”“壓迫政策”的錯誤，打擊了太多的人，如瞿秋白、關向應，還有何孟雄、林育南等，這些同志在本質上都是好的，這就為后來的“左”傾路線採取宗派主義立場埋下了根源。
另外，不相信蘇區黨和紅軍的原有領導，派遣自己相信的人取而代之，所謂“欽差大臣制度”自此而始。四中全會認為“右傾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這對反對羅章龍來說是對的，但對全黨來說是錯的。當時黨內情緒以反映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躁性為多，四中全會沒有指出黨內“左”傾危險的嚴重性，並強調反對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這就為后來“左”傾路線在全黨大反“右傾機會主義”埋下了根源。四中全會“全靠共產國際”，隻克服了當作政治形態的“立三路線”，不能克服當作思想形態的“立三路線”。這是后來形成新的“立三路線”的最主要原因。他們強迫推行共產國際東方部制定的極左的土地政策，大反所謂“富農路線”，造成了在經濟上消滅富農、在肉體上消滅地主、影響中農利益的嚴重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