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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九月會議”未能深入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首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延安整風的產物，其最初起源，是1941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1941年“九月會議”）。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痛批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揭開了延安整風的序幕。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路線問題，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出席“九月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在延安的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朱德、張聞天、康生、陳雲、凱豐、博古、鄧發等。會議雖然時斷時續開了一個多月，但實際上只是開了5次會。會上28人次發言，趨於一致的認識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前中央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而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認識卻分歧很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會的路線是正確的外，也有人認為四中全會決議基本正確，大多數發言沒有完全否定四中全會，但持明顯批評的態度。
1941年“九月會議”因王明對抗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提出批評，要求討論這個問題，但旋即他又突然生病不能出席會議而結束，因而也使中共中央對土地革命時期黨的歷史的討論未能深入下去。因此，為了進一步弄清黨歷史上的路線是非，10月13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首，有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和彭真參加，並由王稼祥負責起草文件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
適時對重大問題作出決議，是中共工作的一個基本方式和慣例，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作出反對“立三路線”的決議，遵義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作出決議等。1941年“九月會議”結束后，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此次會議討論的情況作一個決議，並決定由毛澤東起草。
實際上，在此前后，毛澤東非常注重對黨的歷史問題和經驗教訓的總結。1940年下半年，他在為召開中共七大而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共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的過程中，看到許多在中央蘇區時沒有看到過的材料，深刻地感受到“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危害。在1940年12月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集中地闡述了他對黨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特別是土地革命后期“左”傾錯誤及其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損失的認識。他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制止工農運動﹔在蘇維埃時期，最初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隻有陝北蘇區。所以蘇維埃后期的損失，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遵義會議提到這個時期隻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做些修改。他總結說：過去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產生了對革命的急躁性﹔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錯誤和蘇維埃后期的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系起來。
1941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了他准備在政治局作的關於蘇維埃運動后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草案要點。他指出：1927年下半年——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指導思想的機械唯物論時期﹔“立三路線”與蘇維埃運動后期——這是“左”傾機會主義時期，思想方法上是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六屆四中全會雖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線”，但在實際政策上沒有執行正確的轉變，四中全會決議對於當時形勢與工作政策沒有具體決定，隻說明交新的政治局討論，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沒有完成此任務。
毛澤東還對以上幾個錯誤時期的主要負責人的情況作了分析，指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錯誤，主要負責者是陳獨秀﹔“立三路線”時期的主要負責者是李立三﹔蘇維埃運動后期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同志。他還指出，王明在四中全會中形式上糾正了“立三路線”，但后來在實際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線”。
基於這些認識，毛澤東綜合“九月會議”討論的情況，起草了一份1941年“九月會議”決議，題目是《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簡稱《歷史草案》）。此草案共有16個問題，近2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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