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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評價博古路線的錯誤和特點
《歷史草案》的重點是分析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時期的路線錯誤，其內容在全篇16個問題中佔了10個。其時，毛澤東認為這條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是“博古同志”（后來修改時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改為“王明同志與博古同志”）。他指出：“博古同志領導的這條路線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原則錯誤的，集各方面錯誤之大成，它是形態最完備的一條錯誤路線。”
毛澤東逐一對其錯誤進行了闡述。
在思想形態方面，毛澤東認為博古的路線是“左”傾路線，犯了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其在認識論上是主觀主義，方法論上是形式主義。毛澤東指出：博古等不懂唯物論，不從變化的客觀實際出發，隻從主觀願望出發，提倡教條主義或本本主義，把馬、恩、列、斯的話一字一句地裝進黨的指導文件中去，機械地搬運蘇聯的經驗。博古等“片面的、孤立的看問題，把客觀現實的片面加以主觀的夸張，迷惑於事物的表面現象而拋棄其本質，割斷歷史，這就是他們的方法論”。
毛澤東批評說：他們的唯一本領是引証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談的長篇大論，寫得出成堆的決議指示，其實連半點馬、恩、列、斯也沒有嗅到。這種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思想形態，是比較陳獨秀、李立三兩個錯誤時期還要更加發展的，其流毒也最廣泛，甚至現在在黨內也沒有肅清。
在政治形態方面，毛澤東認為，從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時期的中央領導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表現在：對形勢估計上，否認日本入侵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政治上產生的影響，繼續強調一切地主資本階層及其各黨派“一概是反革命的”，同時夸大工人與農民已經革命化，不滿20萬的紅軍比較一切帝國主義在華武裝力量和200萬以上的國民黨軍隊民團的總數還“佔優勢”等﹔主張在上海進行中國的十月革命與建立上海蘇維埃，否認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配合，打倒一切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派別，強調紅軍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決戰”﹔在對中國的許多根本問題解決上，混同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否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與長期性，對於革命轉變問題與革命根據地的錯誤了解﹔等等。所有這些，不但是對“立三路線”的復活，而且發展了它。
在軍事形態方面，毛澤東認為，博古路線否認紅軍的游擊性，不適當地提倡“紅軍的正規化”，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大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到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轉到軍事保守主義，實行“短促突擊”的軍事防御路線和拼命主義，在1934年冬以后則轉到完全的逃跑主義。
在組織形態方面，毛澤東認為，“左”傾路線表現了極端惡劣的宗派主義。這首先表現在1931年9月間由未經任何法定機關選舉，而僅依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在臨時中央人選的委任上，“故意地壓抑劉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與很老的群眾領袖，又是政治局委員），而提拔了兩個新黨員（博古、洛甫）”“來掌握全黨最高實權的怪事”﹔在1933年2月臨時中央遷到蘇區后，打擊了在白區和蘇區的差不多一切的上層、中層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見的其他干部，徹底執行了“欽差大臣制度”﹔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的黨和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殺害﹔在長征前夜，故意與惡意地拒絕與丟棄瞿秋白、何叔衡、毛澤覃等同志﹔至於把中央領導變成三人團，變成外國顧問一人專政，剝奪政治局委員與聞軍國大計的權力，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則是宗派主義的最高領導機關中發展到了極點的時候”。這樣惡劣的組織政策與干部政策，是任何過去犯路線錯誤的時期所沒有見過的。
毛澤東還分析了博古路線的主要特點：一是，形態完備。“在思想形態上，在政治形態上，在軍事形態上，在組織形態上，色色具備，無奇不有，超過陳獨秀與李立三。”二是，時間長久。“延長了三年四個月之久，而陳獨秀與李立三犯路線錯誤的時間則各隻有半年。”毛澤東指出：博古路線的后果非常嚴重，白區黨的組織力量（除了北方和文化界還保存一點極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損失了100%，在蘇區與紅軍方面則損失了90%的力量，僅剩下陝北一個蘇區和到達陝北的3萬多紅軍及南方的幾百名游擊隊員。
根據以上分析，毛澤東指出：“所以我們說，‘左’傾路線是比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與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形態更完備，時間更長久，結果更嚴重的一條機會主義的路線。”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指出博古路線嚴重錯誤的同時，並沒有完全否定這一時期中央的工作。他指出：“左”傾路線是錯誤的，但“也不是說在這條路線的整個時期，全黨沒有做一件好事”。並以中央蘇區為例，指出在打贛州一役失敗后，隨即糾正錯誤﹔在第四次反“圍剿”時，實際指揮紅軍行動的同志接受了正確的意見，取得粉碎這次“圍剿”的勝利﹔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個別的戰役作戰中，改變了上面的死板的命令，也取得了一些勝利，以及在形式上發布抗日宣言和與十九路軍訂立同盟等。此外，在推翻國民黨、建立蘇維埃，實現土地革命的奮斗目標上，在要同進攻蘇區的敵人進行作戰上，以及在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等，都和正確路線的主張“並無什麼不同”，因此，也就可能作出一部分成績。
這個《歷史草案》原先准備提交1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和通過，但毛澤東把它擱置起來，沒有提交政治局討論。其原因大約有：一是，1941年“九月會議”對四中全會的認識不一致。二是，幾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員不在延安，要等他們參加討論后完善決議。這個想法具體反映在1942年2月21日他致周恩來的電報中：“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間曾詳盡檢討了過去路線問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至‘九一八’中央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好幾個嚴重原則錯誤，‘九一八’至遵義會議中央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議以后中央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已寫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懷回來方能討論決定，交七大通過，在內部發表（對外不發表）。”三是，毛澤東對此事非常慎重。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很長時間裡，毛澤東遠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對六屆四中全會的情況、王明進入中央領導核心的經過、王明在中央具體干了些什麼，及其思想、決策對中國革命產生的嚴重危害等，毛澤東在此時並不清楚（是在整風過程中逐漸了解的）。因此，毛澤東雖然對王明、博古及其路線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但他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深化。這在他后來的一系列論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如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預備會議上作的《“七大”工作方針》報告中說：“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很多東西在討論中你們提出來了，這很好，叫做謹慎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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