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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九月會議”批評了王明路線，此后，王明錯誤在全黨公開
1941年“九月會議”后，毛澤東集中力量領導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在“九月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研究組（中央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級學習組，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毛澤東規定中央學習組的任務：“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
“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就是研究中共的歷史，就是總結黨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1942年3月，毛澤東專門為此在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黨的歷史的報告。
隨著整風運動在全黨轟轟烈烈地展開，中央領導層的整風學習也一步步深入。在高級干部長時期整風學習后，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史稱1943年“九月會議”），繼續討論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是非。
1943年“九月會議”和1941年“九月會議”比較，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與會人員多。未能出席1941年“九月會議”的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政治局委員此時都回到了延安，參加了會議。二是，會議持續時間長。這次會議原擬開5次會，隔一天開一次，但后來改變了計劃，整風檢查和黨史學習穿插進行，斷斷續續開到年底，實際上直到六屆七中全會才完全結束。
1943年“九月會議”的召開，也和王明堅持錯誤緊密相關。1941年10月上旬，王明獲悉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如何援助蘇聯的衛國戰爭、如何改善國共關系等問題，向中共中央提出質詢，於是在10月7日晚與毛澤東等的談話中和第二天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對毛澤東的領導和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提出批評。他態度激烈，表示決心與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針對王明提出的問題，毛澤東提議並得到中央書記處其他人的贊同，決定停止討論蘇維埃后期的錯誤問題，而集中討論抗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王明在受到中央書記處其他人一致批評，並了解共產國際領導人對自己有許多尖銳批評后，突然生病。10月1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於王明生病，停止討論預定的關於抗戰以來黨的路線問題，而關於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中的錯誤，同意毛澤東在10月8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結論：“王明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錯誤。”對這個結論，王明表態同意。他向前來看自己的任弼時說：關於武漢時期的錯誤，“同意毛主席十月八日結論”。
但是，王明此后玩弄兩面派手法，在公開場合表示承認錯誤，在私下則繼續宣傳中央的路線有錯誤，向一些領導人挑撥離間，為自己鳴冤叫屈，同時向共產國際領導人告毛澤東的狀。1942年12月底，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1943年春，王明把1941年夏秋間對毛澤東的意見告訴了劉少奇，要他主持公道。劉少奇認為這是原則問題，立即提議並隨后提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
毛澤東獲知王明在背后的小動作后，對其兩面派手法非常不滿。
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毛澤東多次發言批評王明等人的錯誤路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博古、林伯渠等許多中央領導人回顧黨內斗爭的歷史，總結歷史經驗，並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與會者對王明的錯誤進行了揭發批判。毛澤東指出：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第一個是王明，第二個是博古。王明是這個路線理論的創造者與支持者，博古等是執行者與發揮者。經過對抗戰初期黨的政治路線的討論，與會者一致認為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是“新陳獨秀主義”。並由此考察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的政治路線，揭發王明與第三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關系，認定“教條主義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胡喬木回憶說：“隨著中央內部整風開始，印出了《六大以來》《兩條路線》，討論逐步深入，感到原來的1941年草案稿有些認識不夠了。例如，第三次‘左’傾路線不能說從‘九一八’才開始。許多高級干部回憶歷史，使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認識逐漸豐富起來。”“大家對四中全會義憤很大。……不能說，四中全會是正確的，‘九一八’以后黨的路線才是錯誤的。四中全會就錯了，不僅是政治路線錯誤，所採取的組織形式在黨內也是從來沒有過的，所以很多同志說是篡權。”
根據會議討論的情況，194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錯誤的指示，要求他們很慎重地組織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屬地區組織100人到200人的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兩條路線的有關文件。指示強調：“此種研究的性質是整風的深入與高級階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認識與增進統一團結，並為將來討論七大決議作思想准備。”
至此，王明錯誤在全黨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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