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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延安“窯洞”邁出的“核動力”人生
之后不久，上級黨組織又將他送回了香港，讓他繼續學習文化知識。為了防止彭士祿再次“失蹤”，組織上把他安排在香港中共地下黨負責人連貫的家中。半年后，連貫告訴彭士祿，組織上決定送他去延安，並說周恩來副主席派人在桂林接應他。就這樣，彭士祿和十幾個烈士的遺孤和家屬們一起，於1940年秋來到了山城重慶。
在重慶，彭士祿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周恩來拉著昔日戰友愛子的手上下打量了好一會兒，神情凝重地說道：“終於找到你了！你長得很像你父親。你知道嗎，15年前我從法國留學回來，就是你父親到碼頭接的我。”說完，周恩來摸摸彭士祿的頭，慈祥地說道：“孩子，現在要送你去延安，今后你一定要繼承先烈的遺志，好好學習，努力參加革命斗爭。”彭士祿使勁兒地點著頭，一股暖流洋溢在心中。
這年冬天，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彭士祿和其他烈士遺孤到了延安。站在向往已久的寶塔山下，呼吸著延河邊的清新空氣，彭士祿感到從未有過的親切與興奮。在延安，他先讀了一年多書，接著又去延安中央醫院當了一年半護士，后又到延安自然科學院讀書。一年后，他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了自然科學院學習，還作為學習模范和勞動模范，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校期間他任班長，后來成為了共和國總理的李鵬、國家能源部部長的黃毅誠、工程院院士的戚元靖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學，那時，這些同學都愛叫他“老班長”。
1948年冬，組織上決定派彭士祿去蘇聯學習，不料當他趕到哈爾濱時，飛機已經起飛了，彭士祿便去了大連工學院學習。直到1951年7月，彭士祿才如願以償地來到了蘇聯喀山化工學院化機系學習，在那裡，他和一道來的同學們都懷著一個共同的理想———學好本領去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他白天聽課，晚上整理學習資料，天天晚上都要學習到深夜，最終以全優的成績獲得了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的稱號。
1956年的一天,他被正在蘇聯訪問的國防部副部長陳賡大將召進中國大使館。陳賡告訴他,美國和蘇聯都已搞出了原子彈、氫彈,美國還有了核潛艇。我們要不受別人欺負,也要有這些東西。“中央已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你願意改行嗎?”彭士祿肯定地回答：“隻要是祖國的需要,我當然願意。”從此，彭士祿與核動力結下了不解之緣。1958年4月，彭士祿學成回國，拉開了自己幾十年“核動力”的人生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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